佛教与中国艺术王菊英书法：智永、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张旭等书法是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具特色的一门艺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单、最朴实无华的一门艺术，它以汉字（字体和字形）的书写本身而不是以汉字的含义来表达艺术理解和艺术情怀的。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观乎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若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些书法艺术家，几乎使用了他们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自然物的运动形态，来与书法中的那些宛转反复的线条进行比拟，这说明了自然生命的形态、运动的本质最终都归结于、凝缩于、抽象化于那些隶书、草书、行书的线条中。宗白华：“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美学散步》83页）中国书法里的字，已不仅是表达概念的符号和工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结构和动作的单位。中国书法通过笔、墨、结构和章法，表现艺术家对宇宙及人生的理解。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由于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于是在写经、抄经等需要下，佛教即与中国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法家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常以佛教为题材来丰富书法的内容，这使书法艺术更增意趣与内涵。一、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由于书法写经的殊胜，所以在佛门的修持方法中有其独特地位，佛教道场多设有抄经堂。易于收摄身心：书法不同于一般写字，从磨墨、执笔到下笔，都必须专注，不可轻忽。因此，在文字书写当中，即可收摄精神，达到一个静穆的境界，身心安泰舒畅。所以，书法也是一种修行方法。宋代温州参军，书写《金刚经》一卷，恭入佛殿供养，于买舟涉海还乡途中，虽遇风难，而能平安抵岸。明代的明勋法师，原名胡文柱，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后来由于书写《法华》等经，遂使疾患不药而愈。二、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佛教初传，为弘通经教，自然也需藉书法之助，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侣大书法家，而文人又以书法抄经等助扬佛法，所以历代书法名家，几无不曾写过相关佛教的经典或碑文书帖。七世纪以后，佛教日隆，文人加入佛教写经与抄经。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佛经文字的精美与思辩的哲理深深吸引文人士子，另一重要的因素是文人们在佛法与书法中终于发现并找到一种参透禅机的最简易的艺术方式。如王羲之曾书《遗教经》，张旭写过《心经》，柳公权亦书有《心经》、《金刚经》，苏轼所写更多，另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近代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亦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历代著名书法家写经、碑文、题记者，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当初发自一种宗教虔诚而墨写和血书的经卷，竟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珍品而被保留下来。如六朝的谢敷专门为人写经；唐代王知敬专门为寺院写经；奉诏写经者，如元代曾遇；祈福报德超荐写经者，如唐玄宗的宫人；为布施写经者，如元仁之管夫人；为赐赠写经者，如五代的李后主等；为供养经典写经者，如唐代的楚金书；乃至有为生活而写经者，如唐朝王绍宗。除写经和抄经外，佛教还大量地刻经。除了纸帛不易长久保存，历史上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更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遂发愿石刻佛经。佛经石刻的目的基于：一、纸帛易坏，不便长久保存；二、经历北魏、北周两次灭佛，大量毁损佛经后，加深佛教徒的“末法”思想，于是有人发愿以石刻保存佛经。佛经石刻发明于北齐高王时期。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就是由慧思的弟子静琉发愿创刻的。这部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壮举的石经，不仅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着自唐迄明不同风格的书法变迁资料。《房山石经》，石经自隋代静琬法师发愿创刻之后，历经唐、辽、金、元、明，延续一千余年。经石总数有1500石，碑铭82石，刻佛经1025种。像这样大规模地携刻佛经，历时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特别是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到自唐迄明这一千多年的书风变迁史。其中写经的僧人大多是有造诣的书法家，辽代沙门“圆融书势深似李北海”，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如果说佛教造像“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造像的铭文题记则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尤其是南北朝佛教碑刻中那种古拙、雄健、朴美的神韵，那种结体与章法中“计白当黑”的奇趣，那种运笔中的蛮荒力量；成了有清一代书家“尚碑”的楷模。著名的如北齐《崇因寺碑》、魏碑《龙门二十品》、隋碑《龙藏寺碑》、唐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后世碑学家对碑刻题跋的赞美，代表了书法艺术“回归自然”的审美倾向。书法由于佛教的开展、活动而得以保存、流传，佛法又由于书法艺术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两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