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对宿舍投毒案的一些思考4月7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诊6楼第一会议室，有一个人缺席。缺席者是黄洋。他本应该在这个晴好的初夏早晨，坐到这个会议室里，参加博士研究生复试。在将近一个月前，黄洋参加了初试并顺利通过。顺利几乎来得没有任何意外。黄洋的专业成绩不仅受到同学认可，导师更对黄洋赞誉有加。但一杯清澈透明的饮用水，改变了黄洋整个生命轨迹。数月以来，被师友均笃定认为将稳进博士研修的黄洋，尚需为完成一篇漂亮的硕士毕业论文而继续努力。4月1日，按照黄洋的日程表，他会前往学校图书馆，为他的论文润色。“时间不够，”勤奋的黄洋此前对身边同学说，“我的研究实验还没做完，论文也没写完。4月1日早上，复旦大学医学研究生黄洋喝了一口寝室饮水机内的水，发现味道不对……当晚10点多，开始恶心、呕吐、发烧，并入院治疗。2日，黄洋的师兄弟去医院看他，发现他的手和脸都肿了，医学专业的他们推测黄洋恐怕不是吃坏了东西那么简单。3日，黄洋病情恶化，住进重症监护室。医生会诊初步认为是中毒，但究竟是什么毒，难以判断。8日，黄洋陷入昏迷，病因仍然未明。同学发现黄洋的病症与实验室使用某种药物的小白鼠症状类似，立即向学校领导反映，并报案。9日，黄洋的师兄孙某收到了一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提醒他注意一种化学药物，周围有人常在用。孙某马上将情况告诉了黄洋的导师，并查询了校内的医学论文资料，发现使用该药物后的实验室小白鼠症状与黄洋此前症状十分相似，而相关实验论文的作者正是黄洋的同寝室室友林某！11日，上海警方通报，在黄洋宿舍的饮水机残留水中检测出某有毒化合物成分。12日，警方基本认定同寝室同学林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同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14日下午，没有了脑电图，肺部纤维化无法自主呼吸……16日下午，黄洋去世。世界万物之间都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同一个宿舍里的同学之间更会有更多的交集，这就无法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或大或小的冲突和矛盾，比如生活习惯，个人行为举止、性格等不被其他一个或几个宿舍成员接受，或者干扰了宿舍成员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应该学会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回过头看黄洋的这件事，我们应该仔细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首先，宿舍人群的“高风险”性。在宿舍大学生，目前看来少数为80末（博士或硕士），大部分为90和00后一代。这代人社会化过程普遍被拉长，同时受家庭成长背景和当前社会思潮影响，自我意识、隐私和权益保护意识都很强，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特征，这就为宿舍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埋下了“隐患”。其次，宿舍环境的“高风险”性。学生在宿舍，往往会降低公共道德的约束，相应的道德约束降低，也会增加矛盾冲突的发生的风险。再次，宿舍人际交往的“高风险”性。宿舍空间狭小，交往密度必然增加，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互动频繁产生“首属群体”效应，也就是说哥们儿弟兄，姐们儿闺蜜，一般都是一个宿舍的；另一种后果就是矛盾冲突没有了空间隔离的缓冲，更可能激化升级。最后，学校管理体制的“高风险”性。中国的学校管理，重行政，轻素质；重思政，轻道德；重行为管制，缺心理服务。除了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约束外，管理重于服务，宿舍更是如此，这也是学生心理问题频发导致行为偏差乃至自杀、他杀或者杀他的重要原因之一。上面提及的这些方面，都是外部原因，我们应该更深一层次的发现导致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为什么宿舍会成为同学们最难相处的地方，人际关系的紧张，更多的折射出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反映出学校方面心理教育方面的缺失。在我国中小学的教育中，学生的心理教育，普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被“边缘化”，心理教育和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等影响一名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由于无关高考升学，鲜有学校重视，很多学校最多在中高考迎考之前，才对学生安排一两次心理辅导讲座，其目的，也是服务于升学；二是“知识化”和“技能化”，心理健康这类教育，本应该长期坚持“日常化”，让学生有心理健康的意识，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懂得积极调适、互相帮助，并向学校心理咨询机构求助，可是，大多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时，都只告诉学生一些知识和概念，这和其他学科的教育完全一样。从多年前的马家爵事件，到如今的黄洋案，我们的教育中多次提到要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教会他们如何与他人友好相处，但如今看来，效果依然不理想，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中的焦虑感不可忽视。高校在德育方面近年来已提高重视，也不断强调高校德育的重要地位。可是枯燥的思想道德修养课以及辅导员、老师的苦口婆心劝导，对于新时代的年轻学生来说，已经毫无新意。针对导致学生人际关系处理方面问题的这些内外因，我们应该做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抓住重点解决问题。对于学校方面，应该对学生潜移默化地教育，而不是简单课程的灌输，应该在物质、精神、制度多方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