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精品】范文参考文献专业论文浅析晋商文化的生产力浅析晋商文化的生产力【摘要】晋商在明清五百年间的崛起，除了外部环境、制度因素外，其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商在地狭人稠、殖产困难的环境中，秉持着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在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商业文化的指导下，亦儒亦商、义利相通，最终崛起为“海内最富”，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商帮族群。【关键词】晋商，文化，仕儒晋商作为中国近代商业族群之一，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族群，晋商文化对于其发展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16世纪末、17世纪初晋商逐渐兴起，而晋商兴起的契机与清朝政府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明朝末年，驻扎在山海关外的清军急需中原内地物资以充军用，但是囿于与明朝的敌对关系，深入中原腹地又无其他捷径可循，因而只能通过蒙古地区贡使在张家口的“马市”中购置。当时垄断张家口贸易的商贾皆为号称“八大家”的晋商，他们对于解决清兵的军需贡献至大。俟清朝入主中原后，八大家宠赐封爵，并被赋予政治和经济特权，获准正式进入内务府，从而为山西商人的族帮、商号的形成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除了外部环境，晋商文化即山西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包括遗存至今的和通过研究可挖掘到的晋商的财富及商业组织制度、商业技术、经营艺术、商路关隘、城乡建筑及其文化、庙宇奉祀、商业教育、社会习俗、商业教训等整个文明体系，成为了17世纪中后期其崛起为“海内最富”的要因之一。一、商业价值观山西人世居黄土高原之上，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本省境内除了有连绵起伏的山麓外，几乎没有多少可供人口大量殖产的沃田。南部和中部虽经汾河滋润，但人多地少，且十年九旱，即便是在丰收之年也常感不足，进而迫使许多人不得不舍家弃子营生于省外。也许正是由于山西这种天然的自然地理风貌造就了晋商克勤克俭、栉风沐雨、不畏艰难险阻的进取精神。晋商真正崛起是在明清500年间。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时代。明中期以降，小作坊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商品的种类以及产品的质量都有所提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更大范围、更多行业中生根、萌芽。城邑边镇渐趋繁荣，城乡网络经济纵横交错，加快了全国市场的流转和发展。山西商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商业环境下，由“肩挑背负”、“周游蒙境”的行商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族群、商帮的性质的旅蒙商。从最初的随军贸易到垄断张家口、恰克图市场，晋商亦步亦趋、步步为营地在北疆草原的商道上行走。旅蒙商号大盛魁纵贯清朝整部历史，从最初的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人创业到大盛魁成为晋商最强的旅蒙商号，近240多年的历史谱写了晋商的价值观念和经营哲学，不仅使其执中国金融之牛尔，更成为可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和荷兰商人相媲美的商帮族群。中国自古以来尊崇的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法观，天下四民也是士农工商的坐序，商人位置幺麽。两千多年的封建道统重视人伦宗法、纲纪常规，统治者基于朝代的稳固和江山的社稷，更多的是鼓励人口的殖产，方能将统治理念远播四方已修万世流芳。因此，除了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外，农业便成了最重要的行业。商贾重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经营的机制也是“贱买贵卖”。西方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创设的“看不见的手”的行为主体，就是所谓的“理性人”，而此理性人除了特指当时的主要进步阶级――资产阶级之外，更多的是在说明理性人在市场中应保持理性的头脑，监守冷峻的思考曲线，不被个人情感因素所左右，这似乎与中国儒家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相悖。因此，以儒家伦理为坐标的中国的史乘典籍上对于商人的褒嘉乏善可陈。最能挑战传统、为商贾之家“鸣冤昭雪”的尚属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商人白圭生平的总结，白奎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知矣。”显然，白圭的治生之术首先不是在逐利上，而是要立足于自身素质的培养。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对于商贾素质的培养则批判式地承取了白圭所理论的商贾素质。对于儒和贾，在当时的社会上是以“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作为泛泛的看法，即认为儒与贾追求的终极目标不相一致。但一些山西仕商家族创造性地提出了儒贾相通的观点，他们认为仕儒可以行贾，贾亦可仕儒。如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现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义，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而此处的“异术而同心”的交集便是儒家的所倡讲的“义”。儒家文化在晋升为中国正统文化之后，义作为儒家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