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场广泛“深刻而持久的资本主义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美英等国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逐渐平息了危机。但是，危机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而且在政治家们的裱糊下，焖烧得越来越旺。2011年7月底8月初，以美国两党“提限减赤”政治纠纷及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评级为诱因，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的“上半场”进入“国家债务国际化”的“下半场”。国际社会将围绕转嫁危机与拒绝转嫁展开激烈的斗争。鉴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的影响极广极深，在经济全球化下积累起的矛盾极广极深，危机的冲击力也将极广极深，国际金融将长期动荡，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是自由经济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自由主义学派将凯恩斯主义学派赶下国家指导思想宝座，黄袍加身，并信心满满为世界设计出“致富金马甲”，满以为以此即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繁荣。但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是建立在虚热实冷、虚多实少的基础之上。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降到历史低点，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的贡献则在40%以上。国际金融资本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主导着世界经济。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国际每天外汇交易中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交易只有1%多一点。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呈现日趋严重的虚拟化与泡沫化，这种头重脚轻的怪状必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最终酝酿成世纪性国际金融危机。自由经济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而且还造成严重的社会裂变。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导致资本肆虐。不受约束的资本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的积累。如此，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入少数富人的腰包。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总收入相当，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在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处于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两极分化加剧不仅使一国内社会愈发对立，而且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造成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对立。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该理论主张，“经济人”的理性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种“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客观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情形，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在产业资本占主导的经济形态下，的确实现过，这就是“福特主义”。福特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用提高的工资改善生活，购买福特汽车，提高劳动积极性，如此实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共赢与和谐。但是，当金融资本复辟，“摩根主义”替代“福特主义”后，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将道德、法制、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一股脑地抛到脑后，将金融职能从配置资源转化为转移财富，从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转化为主导国民经济的工具。如此，将低劣的垃圾债券包装成为优质资产，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给自己带来一时的暴利，却给美国乃至世界引致无穷的灾难，使得由华尔街导演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于21世纪再次上演。自由经济下，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国际环流，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撒旦的磨坊”，毫不留情地碾个粉碎。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头无法驾驭的“怪兽”，它肆意践踏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今，市场越来越喜怒无常，财富越来越没有保障。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后，着名金融家乔治•绍罗什肯定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走到了尽头。是经济全球化的危机全球化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都处于越来越快的流动状态。由于存在指导思想的偏差及管理成本的制约，相关监管严重缺失，政府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四大”流动，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化。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在国家与地区之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美国感冒，世界吃药；美国发烧，世界癫狂。欧洲银行与债务危机、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通胀与泡沫危机就是美国次贷危机“涟漪效应”以及后遗症的体现。新一轮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从全球化获得巨大收益的主要是美国企业。美国跨国企业的利润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绝。但是，美国企业利润的增加并未导致国库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没有同等幅度的增加，因为跨国企业可以在税率极低的甲地注册，用乙地资源，在丙地生产，于丁地销售。即企业可以利用国际分工，实行跨国转移定价等手法，轻松逃避税收。为吸引企业留在国内，保住国内就业，政府还不断调降企业税收，如此进一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全球化的开支不断增加。企业跨国生产、服务转移导致母国失业增加，从而使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不断增加。跨国企业越来越像龙卷风一样，轰轰烈烈而来，蹂躏肆虐后悄然而去。原本想只会危害东道国，如今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