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的悲剧艺术《窦娥冤》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一部杰出的悲剧。其作品本身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人民的生活情态，从这一角度讲，它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因此，从这部戏曲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有许多。古人讲：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就是说要充分了解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涵。因此，在对《窦娥冤》做赏析之前，必须先对关汉卿的生活时代及个人经历做一番叙述。关汉卿生活在中国的元朝，元代，中国领土实现了大一统，商业贸易极其发达，在商业的刺激下，产生了像大都，杭州，泉州这样的一批世界性的商业大都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阶级逐渐发展起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艺的发展，瓦舍艺人便从中成长发展起来。瓦舍技艺是经常性的商业经营，技艺被当作商品论价出卖。瓦舍艺人靠勾栏卖艺为生，他们已经不是宫廷供奉或贵族家姬，而是由广大市民用出钱观赏的方式集体供养的演员，他们不是靠取悦某一个或某一群贵族官僚而成为主人的附庸，他们是靠吸引市民观众使自己成为卖座的演员。瓦舍艺人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皇室和贵族的依赖，思想上也出现了摆脱他们的趋势。观赏者的思想感情嗜好，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编者。根植于市民中的瓦舍文艺，比起过去的文艺来，从表现对象到表现手段，从内容到风格，呈现出新的变化，新的特点，有新思想因素在萌生滋长。勾栏剧场的兴旺，要求有一支戏曲创作队伍，提供足够数量的脚本。关汉卿等剧作家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为了自吟肺腑，而是为了为市民演出而写的。他们的创作既是为了勾栏演出，提笔运思之际就不能不考虑市民观众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趣味，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都不能不受到观众的制约。瓦舍文艺的发达与提高，需要有文化的读书人参与其事，元代的确有一批下层文人，为新兴市民文艺所吸引而走进瓦舍。他们所服务的瓦舍是以商业方式来经营的，他们为瓦舍演出写脚本也是当作一种谋生手段的，这样的书会文人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杂剧方兴之时，公卿大夫一般还不屑于染指，民间艺人又缺少独立承担创作重任的文化素养，地位处于两者之间，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不耻于与倡优为伍的他们，适逢其会大展才情，与民间艺人合作，创造了文艺史上辉煌灿烂的元杂剧时代。而元初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起的作用，像科举制度的废止，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传统思想统治的某些松弛，对下层知识分子走向瓦舍书会，都是起到促进作用的。书会才人的生活与思想主流，是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当他们走进城市下层的时候，社会的不平，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一幕幕呈现在他们眼前，叩击着他们的心扉，他们终于把所有的感受诉诸笔墨，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人民的心声；他们为戏曲独树一帜，另辟门户，这在当时包含着非常积极的反传统因素。关汉卿的创作道路，不是花铺成锦织就的，他的放浪佻达，一方面固然是时尚所趋，同时更是由于愤慨所激，其中隐含着一缕时代的苦闷和对传统封建礼俗的轻蔑。关汉卿的生活，笙歌掩盖着隐痛，疏狂遮蔽着牢骚。他既不是一味放荡的风流浪子，也不是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个忍垢强笑，内方外圆，新机灵便，世法通疏的戏曲家。关汉卿的这条书会才人道路，冲破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狭窄的生活圈子，走向市井，走向下层，有机会熟悉包括倡优歌妓在内的下层市民的生活情感，了解他们的疾苦与期望，深受他们思想感情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社会人生。他热爱市民文艺，深入勾肆行院，紧密联系勾栏演出实践，运用市井活脱脱的本色语言进行创作。他们的创作不仅扩大了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领域，而且缩短了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为元杂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关汉卿继承并发展了瓦舍书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文艺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读罢《窦娥冤》，才能真正理解《感天动地窦娥冤》的真实含义。戏曲的悲剧艺术从楔子就开始流露出来。楔子主要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关系：蔡婆婆是一个高利贷商人，一年前借给窦秀才二十两银子，今年本息当还四十两，不料窦秀才仍没钱还她，于是蔡婆婆便让窦秀才的小女儿做她的儿媳妇，便准了这四十两。窦秀才在百般无奈下，只得被迫将女儿送到蔡婆婆那里。窦秀才悲伤不已，他的情感完全体现在《仙吕赏花时》这一首曲子中“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的亲儿在两处分，从今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得无语暗消魂”。从楔子中便可以看出，窦娥的悲剧不仅是由人造成的，更是由于社会黑暗所导致的，其悲剧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根源。蔡婆婆面对放高利贷这件事，非但没有些许的愧疚之感，反而认为此事理所当然，逼得人卖儿卖女却心安理得。再看窦天章，面对蔡婆婆的冷酷无情，面对卖儿卖女的悲惨处境，显得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