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焦虑、不信任感与“柠檬原理”——郭玉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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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者语:新近发生于上海新华医院胸外科医生被刺事件,再一次把持续不断的医患冲突暴露于世人眼前。纵观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很少有如中国目前医患关系这样紧张状况。媒体或医疗行政部门总是将这种冲突的表象归纳为:要不是医生的医德或医技缺失,就是患者的不理性行为,却甚少从本质进行分析和寻找原因。因而近10年来,医患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缓解或说是变本加劢。本文<中国人的焦虑、不信任感与“柠檬原理”>从体制和经济学原理出发,分析目前存在的医患关系恶化的原因,可谓入木三分。这篇文章发表已5年多了,医疗体制依然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变化,有的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表面现象,因而新华医院事件也是在所难免了。作为医务工作者这个群体,是否拥有博弈一方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卫生部门的领导发出的声音,能否代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利益?某卫生部长曾说过这样的话:部长是全国13亿人民的卫生部长,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健康,而不是几百万医务工作者的利益。这话当然没有错,以此类推,一省或一市的卫生厅局长,也是为一省一市人民的健康负责,医院的院长由厅局长任命,当然要对厅局长负责,那医务工作者的利益应该由谁来代表呢?因为患者和医生正是博弈的双方,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期望作为医疗卫生行政官员的我级同学如海鹏、何斌、炯贤、少宏、统成等领导,能以己之力推动医疗体制的变革和进步,则有望造福于人民,也造福于像我一样作为普通医务工作者的我级大多数同学。)如果我们认真要改造我们的医疗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停止肤浅的议论和对优秀或不优秀的医生的野蛮谋杀——前者已经持续多年且无济于事,后者将加快我们返回原始社会的速度中国人口正在走向老龄化的高峰,中国人均收入正经历超常规增长,中国社会正处于“三重转型期”——***的、经济的、文化的。在这种情形中生活,一名典型的中国劳动者,摆脱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困扰之后,正努力改善他的衣食住行。这时,让他感到“焦虑”的最可能诱因是什么呢?焦虑,这是现代人最显著的心理特征。它发源于未来生活的极端不确定性,它弥漫在现代人的全部感受中,它不能被我们辨认为来自任何一个特定方向的困扰。可以说,我们未来生活中那些最具不确定性的问题,通常就是引发我们焦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把它们归纳为:(1)教育,自己的和孩子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在工作岗位上接受的在职培训;(2)医疗,自己的、孩子的、亲友的,病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生、老、病、死。我这样归纳,不仅有理论方面的充足根据,也有实践方面的充足理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黑格尔、马克思或艾利亚斯曾经表述过的那样,不仅反映我们的个人意志,而且反映我们所在的社会的精神气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市场经济中,一位遵从分工与专业化的典型的劳动者,日常工作中的烦恼通常大于快乐。故而,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具有“负效用”。我们在劳动时间里忍受负的效用,是为了在闲暇时间里享受生活的正的效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最主要的那部分“闲暇时间”,被人口学家称为“非劳动年龄”——按照早已过时但仍然沿用的“非劳动年龄”定义,对男性而言,是指从出生到14岁,以及55岁以后的生命过程。按照德鲁克的“知识劳动者”的定义,对两性通用,仅指从出生到24岁这段生命过程,以及临终前的短暂时间。不论怎样划分,我们的闲暇时间,在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下,可以用它们的功能来概括,即走进劳动力市场之前的时段和走出劳动力市场的时段。对于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而言,恰好是在劳动力市场为我们的劳动力提供的价格信息之外,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极端不确定性,我们感受到极大的焦虑。例如,我们姑且承认劳动者生命的价值等于劳动价格与劳动时间的乘积(贴现率忽略不计)。那么,劳动者的子女的生命的价值深陷于焦虑之中,人类渺小的理性能力往往受制于激情与本能。“理性”的西文含义中包含有“测度”的意思,它的中文来源中包含有“纹理”的意思。对于不可预期的威胁,理性无能为力。此时,根据海纳(RonaldHeiner)的论证,“非理性”行为也可以具有合理性——有限理性假设下的理性行为。由“医患纠纷”而导致患方追杀医方,这样的事件不仅在中国发生,也在美国发生。凡产生深重焦虑的情境,都会发生这类非理性行为。比较一下“教育”和“医疗”这两类最容易产生焦虑的生活情境,我们看到,在中国,或许学生追杀老师的案例比患者追杀医生的案例少得多;在美国,或许校园枪击案比医院枪击案多。又考虑到中国人和美国人由焦虑引发的非理性行为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我们倾向于相信,医患纠纷杀人案在中国更为显著。这一事实意味着,与教育相比,医疗对中国人而言,引发了更深重的焦虑。综观医患纠纷、医药管理体制、医务人员收入状况,我们不难看到,与人均收入相比,医疗服务在中国的价格虽然已经相当昂贵,但价格的构成却非常奇怪:一项胸外科手术的总价格中,绝大部分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