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报告张立方《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精心力作。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作者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人社会底层的。本书视角独特，见解深刻，为我们认识、分析很多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有益启示。杜赞奇注重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来分析中国“乡村共同体”。他希望从学理角度出发，通过对于现代性“话语”的再阐释达到对中国经验的后现代解读，摆脱历史研究的“宏大话语”困境。本书就是他这一努力的表达，他尝试结合现代性宏大叙述与后现代小叙事，在复线历史观和阐释语言学基础上深入解剖国家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互动模式，在为我们展示出生动历史图景的同时，提出了中国历史与经验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权力解释框架和历史分析范式。人类社会的历史永远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偶然与必然共存、有序与无序同在。启蒙主义的线性历史发展观不加反思地将“民族——国家”当作普遍性的范畴，勾勒出历史中“必然”与“有序”，而忽视了“偶然”与“无序”。杜赞奇企图用复线历史观来修正线性历史观。他认为复线历史观要“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复线的历史观揭示了启蒙历史范畴之外的历史，即被压迫者的复归。”在本书中，杜赞奇对“权力文化网络”的分析便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对被压迫“大众”历史的“解救”。作者受到福柯的影响，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互相斗争，也就是文化具有了权力的意义。因此官方有其自己的话语体系，民间亦有其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因为官方的话语霸权而忽视了民间乡村的话语体系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了两条历史变迁的线索：一是以“国家——乡村精英——乡村社会”为主线的权力精英贯通，其中乡村精英连接作用至为重要。二是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主线的象征体系贯通，其中不同符号意义的阐释融合成为基础。作者通过对宗族与宗教象征规范的细致阐述，提炼出“符号——文化网络——权力意义”的解释路径，借文化话语折射历史发展的逻辑。作者从多元视角出发分析史料，并通过展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野，融合与再造，全面而立体描摹出一幅复杂的历史图像。通过文化的视角与复线历史观的阐述，杜赞奇出色地展示了社会史研究方法，即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将中央化过程与地方化过程、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等沟通起来。正如杜赞奇所言：“‘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这样一个起连接作用的概念。它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某种制度背景中记叙事件展开的方法与社会分析学家对我的发现而产生的、又通过不同社会——时间领域来指导我的假设不断作出评判的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在本书中，作者对村庄权力结构变化的理解是通过考察更大范围的历史变迁（国家政权的变迁），以此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来更深刻了解乡村社会；而在阐述这一不断展开的历史时，作者涉足众多领域：国家、地方、乡村、市场、宗族、宗教、非正式关系网及象征符号规范等。总之，其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在于体现了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和驾驭复杂历史进程的能力。作者在书中第二章提出了“经纪”这一概念，“经纪”或“经纪人”原是商业、贸易领域的一个概念术语，俗称“中人”或“掮客”。他们的基本职能是沟通交易双方，促成交易的达成，并从成交金额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佣金”以维持生计。杜赞奇用“经纪体制”一词来形容晚清民国的政治体制，是因为这种国家政权的组织构成极不规范，行政职能部门组织网络中（主要是基层政权组织中）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机构和人员。这些非正式的机构和人员与正规化的官僚机构和人员一道，共同担负管理控制社会的职能。但是与正式的机构和人员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非正式的机构和人员的俸禄并不由国家财政支付，而是由他（它）们凭借国家赋予的各种管理职权，在担负其管理控制社会、征收国家赋税等职能的同时，通过正常赋税以外的各种“创收、摊派、罚款”等途径自行解决。我们可以作出以下通俗的解释：所谓“正式的机构和人员”或“现代官僚”，大致相当于现在有行政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各级各类“政府公务员”；而“非正式的机构和人员”或“政权经纪人”，其原始含义大概类似于现在的治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