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文学论文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作家作品的研究，而许多现代作家，古代文献学素养深厚。杜泽逊先生曾说:“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博古通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修养为他们的著作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究之必要的。”[1]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古典文献知识，对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呢?就说鲁迅吧，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有人已经梳理了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之间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认识到鲁迅与清代朴学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鲁迅反对“整理国故”，但他“整理国故”的成绩却非一般人可及。有人统计，光他整理的比较完善的各类古代文献，就多达22种。新近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收录了鲁迅辑录整理的如下著作:第1卷:《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第2卷:《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第3卷: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会稽郡故书杂集》、《范子计然》、《魏子》、《任子》、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岭表录异》;第4卷:《嵇康集》、《沈下贤文集》、《云谷杂记》、《说郛录要》，附《百喻经》校本。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献功力，鲁迅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鲁迅辑佚、校勘，极为用功。单就《嵇康集》而论，光工作本就有四个，而用以勘校的本子，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版本。佚文的辑录，词句的校勘，版本的鉴别，史料的编排，目录的编制，鲁迅完全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要研究鲁迅，这一部分就不能出现空白，但有多少研究者真正具备深入研究的素质呢?如果没有像林辰、王永昌这样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学功力雄厚的学者联手，耗费二十年的时间，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还不知要等到何时!作为普通的研究者，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古代文献学素养，这些著作恐怕即使读过了也难解其中三味。不光对于鲁迅，对于其他的研究对象往往也是如此，叶圣陶注过《十三经》，郁达夫写过很多旧体诗，郭沫若在古代文化研究方面广有建树，不懂古代文献学，就不能对他们有全面的了解。实际上，现代作家的这一文化侧面，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研究空白。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无论是研究古代学问还是近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知识。没有文献知识，就无法深入研究。”[2]这并非妄言。现代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也离不开古代文献学。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现在，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史料的短板对整个研究造成的阻滞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史料文献问题，开始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陈平原、杨义、钱理群、严家炎、孙玉石、刘增杰、刘跃进等许多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还把2005年命名为“史料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建设和研究离不开对古代文献学的`借鉴，这已经是一个不需再讨论的共识了，解志熙先生数年前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观点，也逐渐为大家接受。理论倡导固然能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但关键在于文献资料的切实整理。关于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先驱，对资料整理非常重视。早在三十年代，阿英就着手编撰了《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36)等资料性书籍，后来还致力于晚清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赵家璧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的组织，唐弢先生对新文学期刊的搜集，郑振铎先生对各类书籍的收藏，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建国之初，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上海“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等单位，都着手进行期刊资料的清理，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被政治运动打乱了。新时期以来，有识之士又展开了资料的搜集和调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书系的出版启动，说明资料建设开始纳入到系统化的轨道上，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工程后来陷入停滞。如果我们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古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式分不开。但是，在总体上，文献史料的薄弱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对此，刘增杰先生有一个切中要害的评价:“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使用史料时粗枝大叶，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重视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使用第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