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断代史的创始者班固司马迁死后约百余年，又出了个十分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他写了一部专记西汉一朝的历史书，定名为《汉书》。这是断代为史，也用了纪传体的体裁，是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始作俑者。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父亲班彪才高而好述作，对史学很感兴趣。自司马迁作《史记》，因无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的记载，许多人都争着搜集那以后的史事加以续补，可是续补之作的文笔都很拙劣，难与司马迁的伟大著作相匹配。班彪不满意那些续作，就继续采集历史资料，并以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加以补充订正，作《史记后传》数十篇，想要续完西汉一代的历史，可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就去世了。班固幼年随父亲到各地旅行，参观过名胜古迹。又由父亲教他识字读书，从9岁起就能写文章，铺读诗赋。据说有一次，父亲带他与自己的学生、当时已很有名气的学问家王充见面，王充提了些有关历史的问题问班固，班固对答如流。王充听后高兴地抚摸着班固的背对老师班彪说：“师弟是棵好苗子，将来继承司马迁的事业，记载汉朝历史的必然是他。”由此可见，班固在少年时代就已显露出具有史学的才华。班固16岁那年人洛阳太学读书，与崔胭、傅毅、李育等同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很有名气的学问家。班固的成就也不亚于他们。大约在班固21岁那年，父亲班彪开始撰写《史记后传》。在父亲写作过程中，班固帮助父亲搜集过资料，因而更增强了也对史学的兴趣。两年后，父亲去世，班固于守孝三年期满后，下决心继承父业，开始继续撰写父亲没有写完的书。在当时私撰国史是有罪的，班固刚刚在家写了四年，就被人告到汉明帝里，以私作国史罪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写成的书稿，也全部被没收。但是幸运的事情接着发生了，他的弟弟班超伏阙上书，为他申辩为什么要撰写史书的意图，汉明帝埋没人才，特地拿班固已经写成的书稿读了几篇，觉得叙事清楚，文笔优美，确实能成为一部好的历史书，于是就把班固释放出狱，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叫他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冀等共同撰写记载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事迹的《世祖本纪》。接着，班固自己又撰写了西汉末、东汉初跟刘秀争雄的平林、新市等农民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成列传、载记28篇，呈交汉明帝。这《世祖本纪》和28篇列传载记都不属于西汉一朝的历史范围，汉明帝叫班固写这些，无非只是进一步考验一下他的史学才能。看了这些新写的书稿以后，汉明帝才完全相信班固确有能力完成史书的写作，就提升他为校书郎，典校秘书，正式叫他在兰台撰著《汉书》。班固的父亲班彪，在作《史记后传》前曾写一篇前代史书得失的评论，他对于司马迁的《史记》“采获古今，贯穿经传”，“善述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等方面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司马迁是“良史之才”。但是对司马迁作史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进行了批评。班彪以儒家正统观念来看待历史，认为写史书必须“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决不能用其他的道理来指导史书的写作。班固自幼受父亲的教育，他撰著《汉书》，当然也以儒家正统观念作为思想指导。班固对司马迁撰著通史性质的《史记》，把西汉前六个皇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表示不满，认为那样把汉朝的地位降低了。他认为秦朝不是个正统王朝，项羽没有正式做皇帝，更谈不上为他立本纪。班固一心要抬高汉朝地位，因而他提出了所谓“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说法，认为汉朝的刘邦建国是继承了尧的统绪。这样一来，不要说秦、项不足道，就是夏、商、周三代也难与汉朝相提并论了。既然“汉绍务运”，三代也难与之相提并论，那就只好把西汉王朝写成一部独立的史书，所以他终于抛开了连他父亲班彪在内那样续补《史记》的写法，创造了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写起，写到王莽篡位为止那样的断代史，这就既能提高汉朝的地位，同时也提醒以后人们写东汉史的时候，也得从光武帝写起，不能采用续作《汉书》的办法，把光武帝续到王莽之后，与新市、平林并列起来写。班固的这种正统观念，既源于他的儒家观念，同时也可能形成于汉明帝叫他与陈宗、尹敏、孟冀等撰写东汉开国史时的感触。形成班固正统观念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在撰著《汉书》的过程中还参加了一次白虎观大会。建初四年门9年广在汉章帝的主持下，诸儒在洛阳白虎观讲论了一次五经同异，最后由章帝亲临裁决是非。这次大会由班固负责作记录，会后编成了一部《白虎通德论》。白虎观大会其实就是东汉封建皇朝统一思想的大会，也就是把儒家思想同阴阳五行、谶纬《汉书》书彩之学探合起来，把儒家思想宗教化，使之更加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大会。与会学者如杨终、魏应、淳于恭、李育、贾逵、张酺、鲁恭、桓郁、丁鸿、召驯、楼望及广平王刘羡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们多多少少都是与班固有共同语言的，加之当时诸儒的讲论最后由汉章帝亲临裁决，实际上带有法定的性质。因此，班固的《汉书》自然得与白虎观会议的主旋律同调，不仅在断代为史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