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取的部分“中国教育”摘取的部分“中国教育”摘一：有人说，北京市的考生考大学就像考初中那样简单。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的确是多年来北京市的考生考属于全国人民的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一直享有外地人享受不到的“特权”。民盟中央常委、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万鄂湘教授，提交给“两会”的《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建议》的提案专门提出了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严重不平等的问题：“除了个别实验省市以外，全国的高考生考的是同一道题，可是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分数线要高出经济发达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中部高等院校同一个班的学生，高考分数之差竟达200分以上”。安徽枞阳左涛同学即将面临高考，他在给《南方周末》的信中说：我不知录取分数为何如此悬殊――北京学生考取北大的分数，换了安徽、河南等地的考生，只能报读非重点本科，不知是“北京户口优越论”还是歧视别的地区的考生。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大学的，在一些地方则无学可上。这是不争的事实。最近，北京周边一些小城镇，因紧邻北京，享有北京城镇户口等一系列优惠条件，外地人在这里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就能获得北京市户口。据报载，河北省毗邻北京的县市，不少人纷纷涌向北京市通州区买房子，究其原因是为了孩子高考能享有像北京考生一样低的分数线。花几十万元买一个户口，便可享受高考分数的优惠，对于有钱人来说，值得；而对那些靠父母卖苦力给孩子挣学费的家长来说，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在贫困地区，一个考生从小学到高中，经历十多年酷暑寒冬的苦学，全指望能在高考时金榜题名，然而，往往因不公平的分数线，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我从报刊上看到一幅图片：贫困地区的儿童，脚踏铁索桥，手握铁锁链，全然忘记了脚下随时有可能吞没他们的滔滔江水，他们求学的眼神中充满的是希望；一位女孩因几分之差，大学梦化成了泡影，父亲不停地叹息，母亲陪着女儿落泪，最后女儿想不开，作出了轻生的选择。江西某村出了一名大学生，全村人高兴地为他送行，临走时乡长亲自派车把他送到了县城。如果是地方出资兴办的大学，所在地的考生在分数上享受优惠，这是合情合理的。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大学，是全国人民的大学，只因它建在北京，有北京市户口的考生即可享受低分数录取的“特权”，这种分数上的不公平，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歧视”，对高考权利平等的剥夺。科教兴国，重在教育。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能否上大学，所上大学层次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今后的生活和事业的发展。中国多年以来高考政策的不平等使本来优秀的考生不能上大学深造，为数不少的平庸者，却能在“特权”的保护下，读名牌大学。所谓的重视人才、择优录取，所谓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何说起？摘二：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到后来清朝成为历史的桎梏，都有那么一群卫道士，说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倒不如说是历史的罪人，古时，有《史记》可考，人们叫他们先生，到了近代，人们习惯叫他们教育工作者，他们沿袭了先人一切扼杀灵魂的方法，刻板的教学，还有中庸之道，难怪连国家也起了个名字叫：中国。这样一直深入到中国国民性中鲁迅先生所说的“遗传症”上面，水到渠成的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瘤根在于“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教书育人是国家大计，凡是看不出的病态才是最要命的。只有见过从来是自杀的天才，却从没听说有自杀的的白痴，这不能不让许多教育线上的骨干反思。中国人多，这不必说；受教育的人也多，这也不必说；自然教育者也不少，可中国并非因多几个教育者而发展富强，可现在“韦编三绝”的人却越来越多，且自居文人的也不在少数，在这点上，宋代的批评家真德秀在《跋欧阳四方集》上说：“自世之学者师道而为文，于是以文自命者……工骚者有登墙之丑，能赋者有绦器之污。”是说自从人们跟了老师学文，就自称文人，便自以为是，舞文弄墨，学着东坡、陆游在墙上、器皿上乱画，而这，是老师助长了他们胆量。中国的教育讲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德为先――其实很早就提出了，孔子、孟子的“仁”、“与人为善”是，亚里士多德、德谟克里特的原始伦理学有，可这并不多见于中学的语文课本中，不知编书者是在唱空城计，还是在未雨绸缪？的确，现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摈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放弃了现实批判的使命，心安理得的在另一方面以“教授”自居，常听有人说唱歌、演戏是吃青春饭，教育工作者也是，只是和他们正好相反，他们倒希望年龄越大越好，大到两眼茫茫，地老天荒，好去哪个编辑部，哪本杂志上聊以充当个顾问或什么“责任编辑”。这就是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人生观，他们过得太平淡了，他们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上的那中激情和愤怒的力量，缺乏的是勇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剃头师傅要守住推子和剪刀，农民要守住锄头，可中国的教育者却时常守不住课本，弄得早节、晚节都不保。保守的中国教育，一如长在山坳的一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