ＴｈｅｏｒｙＳｔｕｄｙ理论研究反思理性官僚制—摒弃还是完善——郑石明［摘要］对于是否应该摒弃官僚制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理性官僚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并不应该被摒弃。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如新公共管理这样的新的行政理念，对理性官僚制加以调适，使其适应已发生变化的外在环境。［关键词］理性官僚制；行政改革；新公共管理［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１．１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９６２（２００８）０９－００２３－０３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是一种依照职能和职位对权威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层级制为组织形式，以世俗化、业化专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理性设置的制度规范为运行规则的管理模式。所推崇的理性化、度化、业化原则对其制专于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后，到了２０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各国相继步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大工业时代形成的这一行政模式由于其弊端的充分暴露愈来愈不像以前那样备受推崇。于是，国内有学者提出，应该借鉴西方的改革经验，摒弃原有行政模式下的理性官僚制，建立新公共管理模式。么，曾经发挥那巨大作用的理性官僚制是否正如这些学者所述，已经走向终结，从而到了我们非摒弃不可的地步呢？这需要我们进行理性的辨析。一、性官僚制的官僚理性及其特征理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实践和前人的研究理论基础上，经个人的独特分析研究创制而成的。他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三种统治类型：个人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的统治。在这三种统治类型中，只有传统型和法理型才是官僚制的形式。但两者有着很大差异。传统型的官僚制虽然是合法的，但却不具有合理性，它和个人魅力型统治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都属于非理性范畴。因此，只有法理型统治才能作为现代官僚制组织及其行为的基础。法理型权威的基础是一套内部逻辑一致的法律规则以及得到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发布的命令，这些法律规范由组织成员全体通过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来建立，并且一般而言，由人们有意加以创立；法律规范要求人们以组织成员的身份服从法律，因此，人们服从的并非是某一个人，而是服从一个非人格性的无私秩序；组织内行政管理人员在处理组织成员理性地追求其利益等等的事务中，要遵循根据法律规范而设的行政程序，并且必须遵循这些一般化的基本原则。只有法理型组织才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特征。最作为法理型权威（统治）的最纯粹、典型形式的理性官僚制，具有以下特征：（１）在其固定的和官方的权限范围方具有理论原则，这种理论原则一般以法规形式来加以规定；（２）机关等级制与各种按等级赋予权力的原则；（３）现代机关管理工作以书面文件（档案）为基础；（４）办公室管理现代化，人员经严格培训；（５）要求官员有充分的工作能力；（６）办公室管理遵循一般规律，这些规律表现为一种专门的技术性学问。由上可知韦伯设计的官僚制具有理性化、技术化和非人格化等特征，避免了权力滥用，抛弃了人治因２００８年第９期ＲＯＴＨＥＯＲＹＦＮＴ２３理论研究ＴｈｅｏｒｙＳｔｕｄｙ素，体现了科学精神与法制精神。二、理性官僚制正身—反对摒弃理性官僚制的原为——因分析批评者对理性官僚制的缺陷口诛笔伐，认为其孳生了腐官僚主义，致使等级制度、化现象严重，机械呆板，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缺乏民主关怀，丧失社会公平等等。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理性官僚制的这些批评大部分都是有失偏颇的，以下将逐一进行辩驳。有极为完善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相比较而言，中国秦代以来的官僚体制却是一种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它与现代意义的理性官僚制仍具有根本性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中国传统官这僚制的统治类型是一种传统型统治类型而非法理型统治类型。统治者掌握权力的根据是世代相传沿袭下来的惯例。其次，中国传统官僚制行政模式无法提供理性的经济活动方式所需要的法律与行政管理制度。传统中国没有合乎形式理性的法律，而只有实质（伦理）法法律条令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基础上，没有独立性或自治性。后，对官员的评价、核和选拔主要是基于一些封建最考伦理道德标准和对皇帝的忠诚程度。１．官僚制不等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与官僚制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官僚制是一种政府组织原则和管理形式，是一种遵循法律和客观原则进行管理的工具，它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存在是否与环境相适合的问题；官僚主义是指一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离民众、形式和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二者之间脱重但又有密切联系：官僚制的某些原则过分僵化，就会走向极端，产生不顾客观实际需要、分追求办事程序的形式主过义的官僚作风。现实中人们对官僚制的偏见，关键在于没有明晰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对待官僚制的历史贡献。实，从现实角度而言，作为社会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