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摘要：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关键词：京都赋；史学传统；《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西晋文人左思曾在其《三都赋·自序》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征实”理论：“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之所以强调作赋“征实”，其实同“京都”题材大赋本身的学术传统是密切相关的。《三国志·魏书·国渊传》云：“《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说新语·文学》称：“《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亦云：“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可见，在六朝士人眼中，“京都赋”题材的作品决不仅仅是专供审美的纯文学，而是兼具传承经史、知察地理功能的博学之书。六朝人对京都赋文学的基本评价实根植于东汉以来京都大赋的创作经验。本文就将结合左思提出的“征实”理论，对汉晋京都赋中的史学传统作一系统梳理。一、《两都赋》的奠基之功概括言之，汉魏以来的“都赋”作品在创作题旨上有两种倾向，一是描写乡邑，譬如现存最早的“都赋”作品——扬雄《蜀都赋》，后继者如徐斡《齐都赋》、刘桢《鲁都赋》；二是阐扬国都，当以东汉前期崔駰、傅毅、班固《反都》、《洛都》、《两都》诸赋为先导。后一种“都赋”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味，堪称最典型的“京都赋”，萧统《文选·赋》“京都”一项即只取此类作品。而其中班固《两都赋》又是早期典型“京都赋”的代表作，它借用对话形式创作组赋的成功经验激励后世形成了一个“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左思《三都》”的自觉的摹拟体系。《两都赋》之所以能成为东汉早期京都赋之集大成者，这同班固个人的仕宦经历与知识积累是密不可分的。班固之父班彪即沉重好古，专心史籍。据《班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日：‘此儿必记汉事。’”可见班固早年即受父亲影响，有意作史。而其正式开始修史工作，是在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后。《班固传》云：“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诏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由此段文字可知，自建武末至永平中，班固的修史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继承父业，续著《汉书》；二是参与东汉前期历史的编写，也即开始《东观汉记》的撰述。《汉书》的编纂经历过一些挫折，其书全部完成，大致是在章帝建初年间。又查《后汉书·班超传》，班固诏诣校书郎是在永平五年(62)，可知其从此时开始参与撰作《东观汉记》。亲自编写《汉书》与《东观汉记》的经历无疑为班固创作《两都赋》提供了丰富可靠的两汉资料，从而令该赋达到广征史实、理据昭然的境界。结合《文选》李善注及高步瀛义疏，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两都赋》同《汉书》与《东观汉记》的密切联系。以下即举例说明之：1、“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李注：《汉书》曰：秦地，九州膏腴。高疏：《汉书》，见《地理志》。2、“奉春建策，留侯演成。”李注：《汉书》曰：高祖西都洛阳，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又日：封张良为留侯也。高疏：《汉书》，见《高帝纪》下。……又见《张良传》、《娄敬传》。3、“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李注：《汉书》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高疏：次引《汉书》，见《地理志》。4、“前唐中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李注：《汉书》曰：建章宫，其西则有唐中数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仙山。高疏：《汉书》，见《郊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