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教导与农业经济的关联透析由于农民的生态文化素质较低，大多局限在个体经验层面，比较容易造成生态保护不到位。例如，不知道化肥的过量使用，容易破坏土壤结构及成份的变化；不知道化肥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不仅引起水体富营养化，还造成动植物及周边环境污染；不知道农药防治病虫害的同时，对农作物造成二度污染；不知道农副产品中残留农药直接危害人体健康；不知道废弃农用地膜引发白色污染，影响土壤的再使用功能；不知道盲目使用外来农业物种，威胁到本土农业品种的生存及使用等等。污染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忽视农村生态知识的普及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是后发地区城乡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如果缺乏生态文化引导及培养，很容易误入生态失衡的歧途。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干部和群众片面以为经济发展就是指GDP的增长，忽视生态保护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与支柱，忽视依靠生态建设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2007年以来，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机会大幅增长。出于利益、资源等方面的考虑及竞争，东部地区转移的大多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及产品。西部不少地区把降低环保标准作为优惠条件，盲目招商引资。尽管国务院于2010年9月发布“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4]要求坚持生态环保，严格产业准入，但仍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污染转移的势头。又如：已被列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自治区重点支持的11个重点产业园区之一的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目前入园企业达200多家，投产企业9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57家，产值亿元企业12家，主要产业有农副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生物制药、轻纺制鞋等。[5]园区内引进的产业大多是国家发改委公布最新行业名录列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城乡生态建设不协调，无法共享环保成果生态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治理，把生态教育全面渗透到城乡。目前的生态教育偏重城市环保，缺乏对农村环保的宣传。重视城市环保设施的投入，城市的环保设施齐全，排污、节水、绿化、节能、道路建设等均有保障。而大多数农村社区的环保条件较差，垃圾随处可见，饮水不洁净，土地污染严重等等。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加快了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大批农业人口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各类城镇生活。由于我国国情决定，即使城市人口增加，依然有半数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需要社会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因此，不能简单地放弃或者遗忘农村环保教育及建设。另外，中、西部农业生产的任务，不再只是解决农村居民的吃饭问题，早已成为发达地区重要的粮食及农副食品供应基地，城市永远离不开农村、农业、农民的支持。如果缺乏对农村生态建设的宣传、教育、资金投入等，不仅妨碍、破坏农村环境建设，还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科技异化，为生态教育的最大障碍科技异化，指的是“科技这种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6]。科学技术的发明使用，增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特别是农业科技的发明与运用，极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会破坏生态平衡，甚至破坏力持久。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宣传生态保护技术，是生态教育的重头戏。其中，生态教育是否需要宣传转基因技术，是值得深入商讨的话题。转基因农产品因抗旱耐瘠、优质高产等特点为我国农业主管部门所推崇，但是，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和生态的安全问题一直备受社会争议。2009年底，国家农业部给两种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8]从2001年起，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广西推广“迪卡007”、“迪卡008”转基因玉米品种，当地政府下发红头文件支持。[9]本土玉米被转基因玉米替代，意味着转基因技术从研究转向行政干预、行政命令。用行政干预方法替代自然规律，势必增加新的生态问题。当转基因技术促使物种走向单一化，程序化，物种之间缺乏相互作用、相互牵制，无法比较、选择、竞争，不利于营造“物竞天择”繁荣昌盛的自然景象。改进生态教育方法，提升生态教育的效果生态文明教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人要有责任地生活。自然属于全人类所有，为了可持续性发展，生存在其中的人应该负责任地生活。“负责任”指对自然负责。每个人都对自然有责任，负责地生活和生产。每个人都是社会和自然的一份子，扮演好“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角色。提高生态道德素养，把外在的道德约束转化为农民的伦理观念，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是在生产过程考虑到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积极承担维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要实现生态教育的有效性，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知识水平、思想品德发展状况，按照自我选择的原则，引导其建构个体生态文化知识观念，注重价值引导而非将某种观点强制性地灌输。对农民进行生态文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