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人格的犹豫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今中国人向世界人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的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而这种推动力量的根源正是对财富的渴望。作为80后的我们，站在激情主义的废墟上，面临着理想主义逐渐崩溃的年代，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被现实主义所吞噬。二十一世纪不再像革命战争时代那样，把自己看成战斗牺牲的主体；也不再像革命建设时期，把自己看成是劳动主体，而当今我们是把自己看成是享受主体。这就是消费主义时代，自我不是智慧，也不是劳动，却是欲望，而欲望的积累和消除都是通过财富这个中介来实现的。于是我们丢掉了朴素的阶级感情，开始淘金。但，慢慢的，淘金的队伍发生了分化：第一种便是仇富者。由于不肯努力或者由于努力的失败，或者在无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他们只能用弱者的定命论哲学和虚无主义来慰藉受欺凌的屈辱心灵——埋怨父母的无能，埋怨自己不够漂亮，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边缘的地位导致人格的极度扭曲，他们修炼成了亚细亚的麻木。鲁迅所谓的“骸骨的迷恋”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他们嘲笑吃生猛海鲜的广州人——因为他们吃出了“非典”。他们庆幸自己没有汽车——因为这样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他们鄙视豪门糜烂的生活——满足于自己家庭看似的和谐。可是结果呢，正如果戈理在《钦差大臣》的末一幕所说的：“他们笑，他们笑自己”.而我对于仇富者的评价是：即使一头再亢奋的羊也不会具有狼的性质。第二种就是拜金者，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就奋斗的意志力而言，拜金者有更强的耐性。他们认为人生天地间，原也只是沧海一粟，生命的过程不过是无限时间中的一瞬。而如果他想延长自己的生命的话，只能通过声望，通过奇迹，其实也就是通过财富。他们更相信人间的等级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为失去等级的社会，会同时失去进步和繁荣，失去高贵和风韵。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在慈善事业上一掷千金的李嘉诚，却无耻的在他的超市中出售对人身体无益的工业用鱼，当记者问及这个话题时。他的反应却是“并不是我们一个超市卖这种鱼”。这时我们会去想，当慈善这个概念用商业效用加以修饰时，它究竟是慈善还是借以获取名声的手段。但我最羡慕的并不是作为华人榜首位的李嘉诚，而是许晋亨。从他与关子琳离婚到现在要跟李嘉欣结婚。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曾经在屏幕上迷的我们神魂颠倒的女明星们，不过只是财富的代言人。如果我们想获得这种殊荣的话，前提条件就是努力成为富豪——成为那些除了在床上，清醒的时候吝啬牺牲任何时间来陪伴他们情人，那些为了自己的欢乐去掠夺别人幸福的富豪。事实上，人们对于富贵生活的迷恋和追逐，形式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功能的实际价值，但我们却热衷于通过身份表演来传达自己所享有的生活魅力和贵族阶级。你愿意拥有皇家园林，宝马香车，红酒美人，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喜欢它，因为这时支配你的是你的欲望而不是爱。我，并不是拜金者，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信条——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根本不叫问题。而从以上这两个极端衍生出来的第三种人就是被誉为“摧毁资本主义的人”，因为他们通过自己被世人认为是高尚的途径追求财富，当他们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以后，并不像资本家一样想通过剥削获得更多的财富，而是考虑生命价值问题，他们富有，但不是富豪。他们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追求一种能真正使生命和谐的存活方式。他们渴望成就之上的安逸，在那里他们能得到灵魂的休息。而这种人是最难成为的：人的野心是慢慢长出来的，物质相对于人的欲望是永远稀缺的。而我们这时要问，有几个人能真正的刹住车呢？对于男人，酒，音乐，女人是永远的主题，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但又伤害我们最深。于是我们习惯用财富衡量我们企图拥有的损失，却忘记了我们损失了多少人格来衡量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