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僧与武夷茶俗云：“古来天下名山僧占尽”，又云：“茶佛一味”。黄山和武夷山同样汇集了一批又一批的僧人，他们除了佛事以外，对祖国茶业科技的发展都曾做出了各自重要的贡献。如武夷茶的制造，从蒸青茶发展到炒青散茶，是从明朝中期到清初的100多年间，历经许多方面人士、许多次的试验，最终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还是黄山高僧。从此，武夷茶的品质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获得全国第二的殊荣。清初黄山僧到武夷山传授制茶工艺使武夷茶取得历史性的进步。这项功绩从未发现有人持疑义，更无人否定。然而，《福建茶叶》1999年第4期第5段载明：“元大德年间，创御茶园于武夷山四曲。于是，北苑废而武夷兴，其贡茶制法己从蒸青团茶改进为炒青散茶。”这样的断言要么是“不知建茶的发展历史”，要么是不知蒸青散茶与炒青散茶的制法，要么是另有别因。事实是怎样呢？在长达600多年的唐、宋时期，武夷茶还不出名或“其名未著”，而建安（现建欧市）茶己有长足发展，并且在五代十国时就先于各县制出最好的茶叶，选为贡品，进献闽王曦（王延羲）。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载：“闽康宗本纪：通文二年（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到了“唐末，北苑出，为之最。”“建安茶品甲于天下”、“故四方以建茶为目,皆曰北苑”。包括武夷茶在内的闽北各县茶叶都“以建茶为目”。即使有少许好茶，也只作为“副纲”，纳入“北苑”充贡。如明朝何乔远《闽书》说：“宋时贡茶制造品式多端，而皇朝武夷不过贡茶斤耳”。明代中后期闽县人徐勃就福建省之内的茶叶品质进行对比，认为武夷山“灵芽仙萼”的蒸青散茶冠“闽中第一”。至于“甲于海内”，大概是自娱自乐吧。早于此时的江淮等茶芪己采用新工艺，从蒸青散茶发展到炒青散茶了。其品质才真正是“甲于海内”。如“虎丘，最号精绝，为天下冠”，“天池为上，香软、色青、可爱，与龙井不相下”，“徽之松萝，色如翡翠，最为时尚”。而武夷茶还是因循守旧，一直到明末清初还是老一套。如：制茶的人，还是“拙于焙”的“土著数僧”；制茶工艺，还是“既采则先蒸而后焙”；茶叶品质，还是“色多紫赤”；命运“只堪供宫中浣濯用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竞争中。武夷茶制作工艺改进得太慢了。比虎丘、松萝、匡庐大约慢了150年。这100多年间，都是停留在少数人的试验中。或许“三德具备”，与介茶、松萝、云雾对比“足当之”。可这些毕竟是仅仅在试验之中，并未推广之。一直到清初，还在试：“近有以松萝法制者，既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则紫赤如故。盖制茶者，不过土著数僧耳。语三吴之法，转转相效，旧态必露。此须如昔人论琵琶法，使数年不近，尽忘其故调。而后以三吴之法行之，或有当也。“土著数僧，多次试之，偶而成功。又因故态复萌，多次反复，无法推开。于是人们认识到引进人才、聘请高明，有望成功。“崇安殷令，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堪并驾。今年，余分得数两，甚珍重之，时有‘武夷松萝’之目。”果然成功了。这便是黄山僧的功绩所在。由于高僧们亲手炒制，不但避免了武夷山“土僧”的“旧态毕露”，而且获得了与松萝茶“堪并驾”的良好效果。其品质之优异，竟使一位省级官员“甚珍重之”。这才是实质性的“炒青散茶”。“武夷松萝”之目这个新优名茶，经过高官和文人墨客的品尝、歌颂和宣传，很快扬名四海，以至后来成为贡品。其优异品质也一直保持了几十年，到刘献迁的《广阳杂记》（1695年）时，还处于全国第二位：“武夷茶甚佳，天下茶品，当以阳羡老庙后为第一，武夷次之，也不入格矣。“大约40年前，武夷茶曾经跌落到最低谷。然而，自从聘请黄山高僧传授炒青工艺，大约40年后，武夷茶便真正翻身了。有了新的名称，树起“武夷松萝”之目。从与徽之松萝并驾（此时可谓方“入格”吧）到仅次于阳羡老庙后，而名列“天下第二”，竟然连松萝茶在内的其他茶都变成“不入格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人有那么种旧风俗，即大凡师傅教授徒弟，总要留一手，以防不测。而黄山高僧却无私献艺，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把当时誉满国中，“最为时尚”的松萝茶炒制工艺传授给武夷山曾经长时间“拙于焙”的土僧，使得武夷茶名列全国第二。他们的无量功德怎能被怀疑或有意无意地抹煞呢？信息来源：海峡茶学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