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婚纱摄影www.lamoart.comacxy周有光：老而不朽的语言学家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今年1月13日是他的108岁生日。他最近的一本书《晚年所思》，出版于2012年6月。不少读者还把他的经典语言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S在网上传播。前不久，笔者上门拜见周有光，仍见他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十分健谈，精气神跟一年多前比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是同年龄段学者中成果最丰硕、知识最渊博、工作最勤奋、思想最新潮者之一，还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展示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社会担当和人生境界。永远的乐天派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在常州和苏州上中小学，在上海入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各两年）。离校后，在上海、杭州、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生活和工作。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救国会的爱国活动，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重庆时期他经常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好多人劝他从政当官，但他都不为所动。解放后，民主党派的地位提髙了，他却一直保持低调。他的老朋友章乃器出任粮食部长，请他去当官，他也不去。自到北京工作后，周有光的收入从50年代的1000多元降到500多元，“文革”前只有200多元，日子过得很吃紧。朋友们劝他担任行政职务，否则级别低工资提不上去。但周有光不当官的信念很坚定，他一直守着这条底线。刚到文改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工作时，因为吴玉章政治地位高，周有光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吴玉章去世后，文改会从部级降为局级，他只能挤公共汽车了。但他看得很淡，自我解嘲说：“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后来，上面让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再后来，他主动从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的名位上退出。等环境宽松下来后，他又通过著书立说、接受访谈、发表公开讲话等渠道，在学理层次上把他该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因而他的杂文、小品文，看似平实委婉，却总透着一股磨砺批判的锋芒。周有光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8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轰炸和谋生，前后转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4岁就夭折了，儿子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5个孔，他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到周围的人都死了。好端端的一个中产家庭，就在战乱中落到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只能重新开始。但他并不沮丧，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二是“文革”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入不敷出的他，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而19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生活时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如按现在的标准算，月薪髙达人民帀10多万。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可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集齐了，但原来那点算不上富裕的“家产”已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但他毫不气馁，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有光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起承转合，阴晴风雨之后还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的老人并不多。他是个乐天派，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社会转型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2002年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张允和，自称“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并当选为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有光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俩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当过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有光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可民国时期开始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