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命精神家园——庄子对人生境界的追寻周立昇庄子对老子思想的发展，就其哲学而论，在于庄子将老子的自然本体转换为生命本体。老、庄都追寻那流化万象的道之所在，但二者的旨趣有异。老子论道凸现其自然之必然，或曰必然的自然。而庄子论道则是本体化的生命精神。他虽亦讲自然的必然，但毕竟发现了必然的另一面——自由，亦即生命的自由境界。一庄子通过对形上本体的探寻，以推求人之所以存在的根据，最终把道作为个体生命的安顿之所。当然，庄子并非将道视为人的现实的栖息之地，而是人所渴求达致的心灵自由状态和精神超越境界。这种心态和境界并非纯属虚构，因为它有现实的基础，即它是对当时人们的根本处境和存在状态的一种醒悟和反思，表现出对人类所遭际的酷烈命运之根源及其摆脱途径的寻求，亦表现出对人类理想之存在状态的企盼。在庄子看来，社会的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丢失了生命价值，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庄子·骈拇》，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呈现出重物轻生的价值取向。尘世既然普遍地重物轻生，惟“功名”、“利禄”是求，那么人的生命精神必然沦落，而人一旦“以物易性”，就会成为物的奴隶，“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徐无鬼》）；亦成为他人的奴隶，“役人之役”（《大宗师》）；甚至成为自我的奴隶，“其形化，其心与之然”（《齐物论》）。这样的人，实在是丧失了“真宰”，抛弃了真正的人生，成了世间无丝毫自由的既被缚又自缚的奴隶。世人除被“物欲”所累之外，往往又被“成心”所累。“成心”荡于胸，则必然“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善恶、美丑、是非、曲直，均随其“成心”而定。“成心”筑起了道道樊篱，既分离和阻隔了统一的世界，也囚执和分裂了完整的自我。《齐物论》说得好：“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他们时而“喜怒哀乐”，时而“虑叹变慹”，心灵闭塞，“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在价值领域，世俗之人不懂得价值悖论，认识不到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反而“师其成心”，将各种虚妄的主观价值判断强加于人。特别是那些握有权柄和倡言仁义礼乐者，他们把维护等级秩序和宗法制度的价值原则加以范式化，以虚伪的普遍性形式推向社会并裁剪一切。于是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社会的纷争。为此，庄子对种种世俗价值、世俗观念、个人欲望予以极度蔑视和彻底否定。庄子针对人性异化的现实，明确提出了“任其性命之情”的人生价值观。在他看来，人的精神价值是人生价值中第一位的。他曾说，人活着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已是可悲；如果人死了，其精神也随之死亡，这对于人的价值的实现来说，岂不是更大的悲哀吗？庄子正是将追求生命精神的永恒价值作为价值取向的基点。因此，他说：“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所谓“任其性命之情”，即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率性生活。只有“任其性命之情”，才能“自适其适”而不“适人之适”，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二就生命精神或人生境界而言，庄子反对人的生命精神被物化，所谓“不离苞苴竽牍，敝精神乎蹇浅”（《列御寇》），强调不断提升生命境界；也反对将生命精神滞留，“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同上），强调把生命境界提升到“寥天一”（《齐物论》）的高度之后，还须回到人间世，求得其落实“以与世俗处”（《天下》）。但庄子所追寻的并非具体时空中的具体存在，而是只有精神才能超越的道的境界。“所谓归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乡。”（《列御寇》）“无何有之乡”即道的境界。这样，体道、悟道便成了人生的理想境界。对于道，庄子所强调的是其境界意蕴，特别是由心灵所体现的体道后的精神境界。从这一层面审视，庄子的道带有浓厚的生命哲学的意味。因此体道完全是从主体生命开显出来的，其目的是实现人的生命精神与宇宙生命精神的合流，所谓“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不过，庄子所追寻的精神境界，虽然也具有超越性，但并非人死后所进入的“天国”（基督教）或“净土”（佛教），其终极指归仍然是人的现实存在，是以超越之境在人间世的落实为标的，最后达致体用不二、圆融无碍的至境。在《大宗师》里，庄子把悟道和得道后的境界称为“撄宁”，一种宁静自如、悠游自在的境界。“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撄即乱，宁即静，没有撄乱，则无宁静。撄乱而后方宁静。所谓撄而后成，亦即必须经过一番修持磨练方能获得。有悟性的人会从纷乱中彻悟安宁，完成越来越大的体悟。庄子描绘女偊得道的过程说：“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这个“外天下～～外物～～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