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海外奋斗史：筚路蓝缕创业海外（图）2012-12-13温州网讯自瓯越先民建东瓯国以来，温州境内人口迁徙不断，但从早期的徐人、越人、楚人和闽人入瓯，到“永嘉南渡”而来的北方士族，都属于迁入型移民。至唐宋，伴随中国封建社会的日趋繁荣和疆域的扩展，中外交往更加频繁，地处东南沿海的温州便有了与海外直接通商贸易的渠道，温州港亦一度成为官方指定的开放口岸。在此大背景下，温州人揭开了走向海外的序幕。温州海外移民先驱首推官至高丽礼部尚书的周伫翻阅已知的典籍文献，有姓氏可考的第一位温州海外侨民当属永嘉(今温州)商人周伫。据郑麟趾的《高丽史·周伫传》记载，北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周伫放洋北去，到达高丽，后结识当地人并被举荐到高丽王朝而重用，弃商入仕，官至礼部尚书。这是华人至当时止在海外参政获得的最高职位；南宋末年俞文豹的《吹剑录外集》又载，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永嘉人王德用因科举屡试不第，遂与胞兄德明“尽卖其田庐”，携带物品，赴交趾(今越南北部)经商，拜见交趾国王。国王以其“才艺而敏”而“厚礼留之，遣乃兄国”，遂侨居交趾；又如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永嘉人正念(号大休)随兰溪道隆东渡日本，传临济宗，历任禅兴、建长、寿福、圆觉诸禅寺住持，居日本约20年后圆寂。他创立了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的佛源派(也称大休派)，为镰仓禅宗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南宋末代宰相陈宜中系永嘉人，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抗元失败后，从占城(今越南南部)避居暹罗(今泰国)以图借兵复国，终未成；此外，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称：“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时。”随元朝政府友好使团出使真腊(今柬埔寨)的永嘉人周达观在考察当地社会时，遇一位薛姓温州同乡，而彼则“居番三十五矣”。由此可推断，宋元之际，出洋、定居甚或与当地人共同生活繁衍的温州人渐多。中古温州侨居海外为文字记载者数量虽不多，移居海外缘由或因经商或因谋生或因传教等，然多为有才之士，并在他邦颇有建树。1293年，元政府撤销了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今宁波)。温州港对外开放被迫停止，但中外贸易并未断绝，即便是实行严厉的“海禁”、“迁界”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明清时期，温州人仍未中断为经商而闯荡海外的活动。如清代的孙雨人在《永嘉闻见录》中记载了温州人王谦光经营海外贸易的事迹，“王谦光者，温州府诸生也。家贫不能自活，客于通洋经纪之家。习见从洋者利不赀(少)，谦光亦累赀(资)数十金同往，初至日本，获利数十倍。”纵观近代温州贫苦人家是移民主力军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门洞开，恰遇资本主义发展上升阶段，西方各国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于是，在国内落后的社会经济压力和西方列强的“招募”诱使下，包括温州在内的近代中国乡村的人们迫于生计而远涉重洋。如1847-1866年间，“有洋人到浙江温州府平阳县地方，招有十几人同到澳门”，再送到古巴哈瓦那种植园做苦力。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开辟温州为通商口岸以及1877年瓯海关设立后，洋货长驱直入，洋行纷纷开业，极大地破坏了温州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结构，使得众多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被迫远走他乡或出国谋生。如历来以土靛染布为业的文成县李林乡光明村村民因无力与外国染料业竞争，纷纷失业，以致他们不得不通过亲友关系，离乡背井、前往国外谋生。这是当时温州山区出国人数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近代温州史，温州人闯荡海外的执著跃然纸上，海外温州人的艰辛生活历历在目，移民规模呈现阶段性、缓慢式增长态势。近代温州百年尤其是作为通商口岸的70多年里，出国人数总体呈攀升趋势，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移民规模明显扩大，乃至产生两次移民高峰。第一波在1919-1924年期间。仅1920年冬到1922年春，温州、处州(今丽水)两地赴日本卖伞和石货的行商多达3500人以上，到日本做工的乡民数量更是暴涨。这波移民潮因1923年9月发生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以及其间有众多温籍旅日侨胞被驱赶或残杀而渐息。第二波移民潮在1929-1939年期间。文成县在此10年间就有786人出国，1936年1月在马来亚丁加奴龙运铁矿当苦力的温州人超过千人。但“二战”的爆发，国内外形势急剧恶化，温州人出国道路再度中断，不但出国人数骤减，连已侨居海外的部分华侨也因躲避战火或支援国内抗战而纷纷回国。移民海外的渠道以海上交通为主。1877年4月，英国怡和洋行所属康克斯特(Conquest)客货轮驶抵温州，首次开通了温沪航线。此后，温州港又陆续开通至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南通和镇江等国内航线，以及日本、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国际性航线。1919年9月，旅波兰归侨王岩郎“到温州乘海轮去上海，……下旬乘外轮从上海启程，途经32天抵达法国马赛，再从马赛到巴黎”；新加坡归侨胡有志则是在“1935年古历正月二十日，……从温州乘货轮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