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作用近几年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对推动增长及促进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货币金融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得更充分，企业对信贷和利率政策调整的反应更敏感，同时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回应证券价格波动时多些理性，那将增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灵敏度，并能提升市场经济竞争性和成熟度。我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在推动货币余缺调剂、加快货币流速及提高资金运用效益上，还存在广阔的发挥空间。货币金融政策调控作用更大更有效，政府就有余地降低对赤字性财政扩大内需的依赖程度，并为灵活把握适宜国债规模创造条件。在平抑经济周期波动时，金融政策与财税政策如能优势互补，那么在相机抉择时可产生协同效应。以下提出关于加强货币金融政策调控作用的建议。（一）改进基础货币吞吐，提升再贴现率的调控地位我国央行基础货币吞吐的途径主要有再贷款、债券公开市场操作、外汇储备占款、再贴现等。虽然２００３年１－６月外汇储备占款是基础货币吐出的主渠道（部分为央行票据发售所对冲），但随着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发展，贴现及央行再贴现规模也增大。金融当局可抓住时机，提升再贴现率在现行利率体系中的调控地位。建立企业信用征信和票据资信评级制度，把由购货方或第三方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业务也发展起来，改变承兑由银行承担、风险过于集聚银行的现状，使商业承兑汇票再贴现能够与银行承兑汇票再贴现齐头并进。同时，试发行没有商品交易作基础的无因票据。发展商业承兑汇票、无因票据的承兑贴现规模，可为央行改进基础货币吞吐提供更多操作对象。借鉴美国联储及其他国家央行在再贴现率政策方面的调控经验，把再贴现率提升到调整短期经济的基准利率地位。这将为央行改进基础货币吞吐，强化央行对商行的窗口指导力度，并为未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机制性基础。（二）拓展非贷息收入渠道，为减低贷息和融资成本提供条件近７年我国降低利率实际上更主要地体现在降低存款利率上，与频频减息的日本、美国、英国市场利率比较，我国贷款利率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我国一年期以下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在５％以上，两年期以上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在７％以上，而巨额的活期存款其利率不到１％。绩优中小企业和种养植业农户贷款以及个人住宅、汽车等消费贷款利率也较高。即使撇开抵押、质押和担保环节各种各样过高收费，就单纯的贷款利息负担来说，也使这些有合理货币信贷需求的企业和个人客户，感觉较重的融资成本，其负担要明显高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从股市债市上筹资的成本，但这些便利而廉价筹到的证券性资金往往又没有成为产业优化的促进因素。贷款利率难以继续调低的原因，在于银行和信用社创收渠道太单一，主要依赖存贷利差，来自非贷款资产的其他资产收益尤其是中间业务收入很有限。银行和信用社应在加快改制步伐前提下拓宽创收渠道，增加非贷息收入的来源，使央行能继续降低贷款利率，减轻绩优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村居民利息及非利息融资成本，充分满足其合理的货币需求和贷款需要。（三）推进中长期证券直接融资，减轻银行过重的间接融资压力我国银行和信用社资产单一化，传统的贷款资产比例偏高，非贷息的中间业务收入太少，银行扭亏和增盈过分依赖资产扩张和借款企业经营，金融风险全部集中在信贷资产优劣上。这种情况不但在我国，就在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银行中也普遍存在。亚洲国家银行过分依赖传统存贷利息差收益，一旦大型工交企业因国内外市场变化不能按时归还大额贷款，或者全凭贷款而开发的高档房地产滞销，就会拖累大批银行出现支付困难。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信用债券银行，泰国曼谷商业银行、曼谷联合银行，韩国朝兴银行、江原银行，以及印尼、马来西亚的众多大银行，在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都因此原因遭到了破产重组的命运，可为我国银行的前车之鉴。１９世纪及２０世纪早期欧美大型项目直接融资实践，可为我国投融资改革及健全社会融资体系提供某些参考经验。在１９２９年大萧条前的８０年里，美国陆续建成的铁路干支线，以及连接密西西比河的运河，并不是由商业银行投放贷款建成的，而是民间证券承销公司通过组织股份公司，承担了巨额资金的筹集任务。我国走向经济现代化，确实需要持续建设基础设施来增强发展后劲，也需要振兴基础产业和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但是这些需资甚巨的大型生产建设项目，既要依赖传统的银行间接融资，也应借助证券承销组织产业股份公司来解决。中央财政赤字偏大，地方财力紧张，根本原因是各级政府过多包揽本应由民间和外商资本承担的筹资职责。如果能使民间和外商投资者保持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有利可图的乐观预期，那么就能减轻各级政府要求银行为过多项目提供配套贷款的压力。我国在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发展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及建立证券评级制度的前提下，扩大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或由规范的中介机构承销股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