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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大学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名称论宋词的侠文化色彩院(系)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专业班级中文10602班学生姓名郭元明指导教师孟修祥辅导教师完成日期2009.12.18至2010.6.8-Ⅱ-2宋词的侠文化色彩研究文献综述学生:郭元明,长江大学文学院指导教师:孟修祥,长江大学文学院作为与唐诗并举的文学奇葩,学界对宋词的研究不绝如缕,在宋词的兴起根源、发展历程、名家名作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异彩纷呈,但对于宋词的美感特质这一问题却莫衷一是,存在诸多分歧,从而影响对宋词的基本特性的确定。而随着上个世纪以来武侠文学热的兴起,中国侠文化的研究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焦点,“侠”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与文学想象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侠文化的演变散落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本综述立足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从宋词美感特质之演变与中国文学的侠文化色彩两方面进行梳理,希冀能够探究宋词的侠文化色彩,以期对今后继续深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一、宋词美感特质的演变作为一种新诗体,词具有其独特的美感特质。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揭示出词不同于诗歌的特殊性质,词初称为“诗馀”,只是遣兴娱宾的音乐文学,关于词风“豪放”与“婉约”孰正孰变历来学界看法不一,许多词人与研究者认为词为“小道”,也有研究者认为“词初本具“豪放”一体,且从未断绝,豪放词是词发展史上的“复归”表象下的升华。”[2]其实,在宋代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词的美感特质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演进。胡适先生在《词选·序》中把宋词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三个阶段[3],初见宋词美感特质演变的雏形。叶嘉莹先生承袭了胡适先生的看法,将宋词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三个阶段[4],以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词学的困惑进行了理论反思,深刻地阐释了词之美感特质演变的进程。王兆鹏先生在《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一文中,通过对人物层(从佳人到文人到志士的转变),情感层(从共我的爱情失意到自我的生存苦闷到社会忧患与个体人生苦闷的双重变奏),空间场景(从人造的建筑空间到自然山水到个体生活场景、人间悲惨世界与历史空间的多元组合的转变)的嬗变探究作为“纯抒情性的唐宋词”在安煌逼诖首髂诤牟钜旌痛适返难荼涔獭薄?[3]此外,3王兆鹏先生还创造性地提出“范式论”,认为“唐宋词经历了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相互交替的演进过程”[6]。正如王兆鹏先生所说“忧患与超越,是唐宋词的主旋律”[7],在宋词美感特质的演变过程中,学界已察觉到时代精神对宋词美感特质演变的影响,学者叶嘉莹认为“词之内容与风格既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和变化,词之美感特质与历史之世变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之关系”,[8]“长调的慢词中,无论是直接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或是直接铺陈描述的赋化之词,若欲求其不流于浮薄空疏,都必须在其感情的本质中蕴含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深致方为佳作,而世变的挫伤则正是造成此种深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9],龙榆生先生亦持相同观点,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谈到“此时(南宋高宗时期),外逼于强敌,内误于权奸。在长短句中所表现之热情,非嫉谗之弊明,即痛仇雠之莫报,苍凉慷慨,一振颓风。”王兆鹏先生的《论宋词的发展历程》一文则“试图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抒情范式的变革等方面分期考察宋词的发展历程”[10],认为词在苏轼的笔下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11],并对学界关注力度较弱的南渡词坛作了深入探究,“直到靖康之难爆发以后,南渡志士词人群才重新发现了苏轼,而沿着苏轼‘诗化”方向前进,把词当作诗来写,其词可歌却不追求入乐歌唱,重在发挥词的抒情言志功能”[12]。学者诸葛忆兵在《婀娜清刚相济美——论徽宗、高宗年间词坛之演变》一文中论述了在南北宋之交“亡国的哀号”、“救国的呼号”成为宋词的主调[13]。另外,《试论豪放词风的构成因素》、《时代精神对南宋豪放词形成的影响》等文都指出世变使宋词词风自婉约向豪放一格转变。“金瓯残缺的现实,彻底改变了南宋文人对词体文学审美功能的体认,他们由言情转向言志,表达自己和全社会一致的愿望。”[14]在宋词美感特质演变的过程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以气入词”说法的提出,《论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