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在信睿高和沙龙的演讲，2011年8月27日）王小鲁：挺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讨论城市化问题。我刚才听到陈总讲的观点，发现我们的观点没有那么大的冲突，有些感觉是一致的，这里头也有一些不同点，主要恐怕还是角度问题，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比如看大象，你看到的是象腿，我看到的鼻子，可能多几个人看，就比较全。像刚才陈总讲的大城市，首先咱们理解的大城市这个概念不太一样，你说300万人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规模，跟我想的恰恰差不多，但我管它叫大城市。你说大城市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样的城市在我的辞典里，叫超大城市。国家统计局原来怎么定义大城市小城市？是城市非农人口20万人以下叫小城市；2050万人叫中等城市；凡是50万人以上的全部叫大城市。现在用非农人口的概念有点过时了，我们把它换一下，用市区常住人口来算的话，我愿意给它一个定义：100万人以上叫大城市，50-100万人的城市叫做中等城市，50万人以下叫小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俩没有太大的冲突。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比如在大城市我们都感觉到污染问题，宜居性下降问题，树少了，跟自然离得远了，交通拥挤，人口太多等等问题。另外，还有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的占用，还有污染排放等问题，如果我们从大城市搬到小城去，我们占不占地，用不用水？我们会不会继续排放污染？我觉得都会，只不过把它们都分散了，现在1000万人住在北京，1000万人集中在北京排放污染。如果我们到小城市去居住，只不过是分散在不同的小城市排放污染。如果你不治理污染的话，结果实际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北京你感觉到问题更突出和集中。我去过很多小城镇，垃圾成山，污水成河，那个宜居性真的不敢恭维。北京治理不好的话，会是到处是垃圾，小城市也是一样的。而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排放处理，都需要规模。规模过小的城市，处理污染的能力更弱，成本更高。水资源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待会儿会提到，小城市对人均土地资源的占用远远大于大城市。从这个角度上讲，它实际上是更浪费的。这里很大的问题是规划，怎么样规划，同样是几百万人的城市，规划得好和规划得不好，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官本位体制，都去复制北京的城市规划，北京有一个大广场，各个地方城市也都去建大广场；北京有一个长安街，有一个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而地方中等城市也想搞长安街和二环三环，同样是用摊大饼的模式去建城市。北京的城市规划是非常糟糕的，现在认识到，已经晚了。各地如果都按这个方式去搞城市规划的话，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搞不好，都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PPT放映）关于过去城市化进程我简单带过，过去中国城市化率，半个多世纪来从10%上升到50%。特别是改革后发展很快。改革前17年城镇人口增加1.1亿人，改革后32年增长5亿人。未来会怎么样？如果从长远趋势看，所有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比我们高，发达国家平均在7080%之间，有些甚至到90%，我们现在是接近50%的城市化率，要走到发达国家那一步，可能还要上升203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还有4亿现在的农村人口仍然到转移到城市中来，变成城市人口。当然现有的城市是不够的，所以城市的数量肯定会增加，城市的规模也会增加，这就是意味着必然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而且我认为，这个城市化进程，在今后二三十年中间仍然是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它会带来非常大的社会变迁，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关于城市规模问题，从过去发展来看，是跟城市化政策联系在一起。改革以前有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有对城市发展严格的限制，城市化率在整个改革前时期，每年平均只增加0.2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一年增加不到400万人。改革开始的时候提出来一个新的政策，叫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个政策一方面是改变了过去那种全面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向小城镇倾斜，仍然继续限制大城市规模。所谓大城市规模，就是我刚才说的，50万以上都叫大城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放开了农民工进城的限制。从19781995年，这17年中间，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54个百分点，比改革前提高了一倍。城市人口平均一年增长1000万人。90年代中期后，政策进一步松动，2001年提出一个新的政策叫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个政策代替了鼓励发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另外，过去仅仅是默许农民工进城，后来进一步变成鼓励农民工进城，特别是各地政府，积极鼓励当地农民工到城市打工、输出劳动力。因此在19952010年期间，城市化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每年增长2000万。这也使城市规模发生了变化。这张图是1978年城市规模分布。这是1988年，小城市相对来说数量上增长更快。这和整个时期鼓励小城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