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和鸦片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及其比较茶叶和鸦片贸易对19世纪的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怎样评价这种影响，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关注点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学者关于鸦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题目关注较多，关于茶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题目则关注较少。本文在研究茶叶和鸦片对清代财政影响的基础上，进而分别探讨茶叶和鸦片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1.茶叶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茶叶税收在清代财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清代茶法的演变中体现出来。清朝茶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行茶马法，时间在清初至雍正年间，这是明朝茶法的延续。第二阶段即从雍正年间至咸丰年间行茶引法，政府开始重视茶税的征收，起初税率较低，后来逐渐进步。第三阶段从咸丰初年开始征收厘金及茶税，茶叶税负加重。在第一阶段，茶叶主要是作为一种战备物资，茶税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茶税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清代茶叶产量增加很快，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茶叶贸易繁荣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也起了重要作用。植茶业发展使地方茶叶贩运日益兴旺，地方政府税收随之增加。1864年，湖广总督官文以为，湖南与湖北两省将近70％的政府财政收进来源于贸易税收。1885年前后，清政府在湖北崇阳、咸宁等县和蒲圻县的羊楼岗地方设立茶厘总局，每年收茶厘银达20余万两。可见茶税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此后直至19世纪中后期，茶叶一直是中国占第一位的出口商品，其出口值在有些年份甚至占中国总出口值的80％以上。但由于其他产品(如丝和丝织品)出口量增加，后期则主要是由于印度和锡兰茶叶的竞争，中国茶叶出口值在全国出口总值中的比例逐渐降到40％-50％；到19世纪最后10年，已降至30％以下；至20世纪初，更降至10％以下。尽管中国茶叶在19世纪后期遭遇激烈竞争而引起出口量值的下降，但总的来看，茶叶在19世纪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全部出口商品所换得的外汇有52.7％得自茶叶，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51％是靠茶叶往支付的。即使英国在对华大量输进鸦片后，中国茶叶出口的上风仍可以使中国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基本能弥补因鸦片进口而造成的大量的白银外流。在1867-1894年，中国仅出口的茶叶价值即大致与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1880-1891年，清政府茶叶关税收进总计5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相当于同期海关出口税收的55.4％左右。可见，清政府从茶叶贸易中得到了巨大收益。2.鸦片税收对清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性鸦片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巨大，鸦片贸易使中国大量财富流失，使本来就已普遍贫困的中国人变得更加贫困，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禁政策，但实际结果却是越禁越多，进进中国的鸦片数目成倍增长。1840-1858年间，鸦片进口固然并不正当，但《南京条约》中也没有规定鸦片为非法商品，清政府采取基本不干预的政策，结果导致鸦片走私更加猖獗，进口量比鸦片战争前大大增多。鸦片关税和厘金收进是清政府财政收进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清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鸦片而亡，可晚期的清政府却又依靠于鸦片而苟延残喘，突出表现为鸦片税收在清政府财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海关税收中最主要的部分。这很有讽刺意味，却也恰恰体现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特征。从实际情况看，鸦片作为19世纪占中国进口值第一位的商品，鸦片贸易正当化前却在政府财政收进中付之阙如，对国家财政来说的确是巨大的损失。根据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条，除在海关每百斤征收鸦片税30两外，华商运销内地时，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但英国人以为这样对鸦片的倾销非常不利，所以一直反对，尽管中英双方早在1876年就订立了《烟台条约》，但英方为拖延时间，久久不予批准。最后双方妥协，于1885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制订了新的征收鸦片税厘的办法：鸦片输进中国口岸时，由海关封存，在按照每百斤向海关交纳进口税30两，并纳厘金80两后，就可以运销全国，不需要再交纳其他税厘了。从1887年起，海关开始鸦片税厘并征，即每百斤共征收110两。原来厘金由地方征收，而今收回海关税务司，征收后的厘金回中心财政，这样便使清政府的财政收进大大增加。直至清朝灭亡为止，鸦片厘金在清政府财政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年都在300万两以上，1888年最高达656万多两。进口鸦片既然已在海关税务司交纳厘金，国产鸦片也仿照这一办法，鸦片税厘成为其税收最主要的部分。以至于当时重庆海关税务司好博逊感叹说，鸦片税收“足以使本省向来所收一切捐税黯然无色”。甚至，鸦片厘金收进已经成为清政府财政支柱。鸦片在19世纪的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既毒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危害国家利益，可最后它却又成为了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