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豆的舞女》赏析选自《川端康成小说经典》,《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早期的代表作，自1926年问世以来，评论、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日本的研究者作了很多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但从作者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特征及表现风格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伊豆的舞女》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通过对《伊豆的舞女》的分析，来展现川端文学独特的“佛典”思想特征。由于受佛教的宇宙观影响，川端康成的人生理想显得既气势恢宏，又虚无缥缈。川端康成主张以佛教视野和宇宙宏观思考人生，却又对佛教的传统观念、感情因习不屑一顾。他主张把人生放大诠释却又避而不谈现实。如此等等，反映在文学中他主张表现手法的革新，即文学革命。也正是他的这种人生观、宇宙观与文学观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川端康成文学（简称川端文学）的底流。这种底流首先表现在他的初期文学（1923年—1933年）的作品中。川端康成的创作动力是来自人生的悲痛和寂寞，但川端康成并不想让读者在这种痛苦的气氛中窒息，而是让理想的光彩照耀读者苦痛的心，使之得到救助。他在《文学自传》中曾谈到：“用我的风格去歌颂东方古典（佛典）的虚幻。”（注：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文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他还曾就其文学本质论述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注：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文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川端康成如上所述的“东方古典（佛典）的虚幻”、“心灵”上根本不同的“虚无”等，是文学创作上的理想表现。具体地讲，就是心灵受到压抑、煎熬时产生的“博大”的“求助心”。（注：东山魁夷、吉村贞司著，叶谓渠译：《我的道路》，《世界文学》1988年第6期。）“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所有的人本来就具有平等圆满的佛性。（注：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论》，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这一室町时代的禅宗大同思想基础上的自我解放，就是苦难、寂寞之心得到解脱的一种境界。让理想的光彩照耀读者苦痛的心，使之得到救助，这就是川端康成早期文学的思想特征，也即“佛典”文学思想。川端文学思想特征的形成，首先源于他的人生经历。川端康成刚满2岁父亲即病故，3岁时母亲也离开人世，7岁时祖母病故，后来他被寄养在姨妈家，在他10岁时姐姐也因病死去，15岁时祖父又病逝。这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使沦为孤儿的川端康成形成了所谓“孤儿的根性”。他曾在《文学自传》中剖析自己：“我自幼是个孤儿，受人照顾太多。许多人都宽恕过我，我自己也不曾对别人怀有恶意。”他还谈到：“我刚到东京时，我很爱看失火的场面。大地震后，我一连十天半月，天天都带着水和饼干，到处游逛灾后的遗迹，脸都晒黑了。??我想去的不是欧美，而是东方的灭亡的国家，或许我是个亡国奴。再没有什么人间的形象，比地震时逃亡者那源源不断的行列，更能刺激我的心。我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欣赏托尔斯泰。可能是由于我是个孤儿，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哀伤的、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从川端康成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孤儿根性”使他的性格具有了“无怨无恨”的孩童般的稚朴、明亮的一面，又使他的性格具有了“亡国奴”般的痛苦和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同命相连等伤感、阴暗的一面。川端康成的“孤儿根性”血肉相连般地融化在他的人生观及文学思想中。他在《文学自传》中写道：“早在十五年前，我脑子里就已构思了一部题为《东方之歌》的作品，又想把它写成天鹅之歌。用我的风格，去歌颂东方古典的虚幻。也许我没能写出来就死去，不过我一直想写它，只有这点我希望能够得到理解。”川端康成把“佛典”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把它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是别具慧眼，有其自我认定的含义的。在佛教看来，“人生是苦的，人生是一切苦恼的总合。但当人们认识到佛教的真理，了悟人生的真谛，就会进入一种烦恼灭尽，‘常乐我净’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入灭’或“涅磐”的光明前景和理想境界。”（注：杨曾文：《佛教的起源》，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川端康成以此为自己的创作宗旨。这一创作宗旨指导下的川端文学，是带有明显的孤儿伤感禀性和为悲哀和寂寞的人生创造理想与生的力量的川端式“佛典”文学特征。《伊豆的舞女》充分体现了川端式的“佛典”文学特征。日本学者伊藤整在评论《伊豆的舞女》时，曾有过精辟的阐述：“反复读一下《伊豆的舞女》可以随处发现这篇作品同川端今天的创作在脉搏上是相通的。可以说这相通之处在《伊豆的舞女》中只是处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不用说，读作品时，虽然在这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获得一次又一次真正的感动而深入了下去，但掩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