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制到自由——论美国贫困人口迁徙权的宪法演变下5.平等保护——居住期限条件对迁徙权的限制以上所探讨的是各州针对迁徙自由的直接限制。在直接限制被最高法院禁止之后，各州为了减轻本地财政负担而对穷人的迁徙自由采取了种种间接限制。近年来，美国地方政府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主要表现于新居民获得社会福利等权利所必须符合的条件。如果来到新的居住地点后得不到地方福利的支持，那么穷人实际上并不具有平等的迁徙权，因为尽管一般人可以在迁徙后安居乐业，穷人如果得不到必要的生活保障就只有沦落为乞丐或罪犯。各州虽然在1941年的“贫民旅行限制案”之后已经不能拒绝穷人进入本州，但仍然普遍对接受福利的权利规定了居住年限的条件。州政府对此所提出的论点主要是为了防止州相对优厚的福利条件将吸引大批贫民，从而给地方财政带来过重负担。但这种论点实际上并没有依据，因为统计数据表明贫民并不是为了获得福利而迁移到其它州，且实施年限条件的管理成本超过了将福利授予迁移贫民的潜在成本。因此，到1960年代后期，最高法院的判例建立了“福利联邦主义”(welfarefederalism)，从而使所有在美国合法居住的贫民都能享受选择在哪个州居住并获得福利的自由。在1969年的“福利居住期限案”，州法要求本州的居住者必须住满一年以上才能获得福利救济。原告认为这种法律根据居民在州内的居住期区分福利权，构成了不公歧视并侵犯了其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最高法院的判决同意原告的主张，判决州法所促进的利益不是令人信服的政府利益。州政府的主要理由是，等候期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州政府公共援助项目的财政能力。一年的等候期有助于阻止那些急需援助的贫困家庭大量涌入。如果一个贫困者渴望定居并重新找工作，那么他就必须考虑在定居的头一年不可能依靠州政府援助的风险。然而，联邦宪法不容许任何州禁止贫困人口迁移，因而阻止穷人迁徙并不是一年等候期的合宪理由。布伦南法官的多数意见指出：“州政府不得试图将一般意义上的穷人拒之门外，同样也不得试图将那些为寻求更多福利而前来的穷人拒之门外。”多数意见承认州政府有维持福利项目的财政能力的正当利益，但州所采取的手段必须合宪。州不得基于新老居民通过交税对地方社区所做的贡献而区分他们的福利权利，否则富人将比穷人获得更多的警察、消防、教育或公共图书馆服务，而这是第十四修正案所禁止的。例如州显然不能为了减少教育开支而限制穷人的孩子入学。同样，州也不能通过等候期去歧视迁徙者的福利权来维持其财政能力。由于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判决地方政府不得通过限制福利救济而限制迁徙自由，多数意见受到了少数法官的强烈反对。沃伦首席大法官(C.J.Warren)和布莱克法官(J.Black)的反对意见指出，国会已经在哥伦比亚特区施加了定居期限的条件，并授权各州施加同样条件。本案的定居期限并没有禁止旅行本身，而只是对州际旅行施加了非实质性限制，因而不应该受到撤消。哈兰法官(J.Harlan)的反对意见则认为，对于平等保护而言，法律只要和政府的合法目的具有理性联系，就满足了“令人信服的政府利益”标准。由于联邦宪法并未明确提到迁徙权，因而法院不应当适用严格标准审查联邦或各州法律。对于居住期限条件是否对州际旅行构成了过分限制，哈兰法官考虑了4点因素：旅行权的宪法渊源是什么?对这项权利的干涉程度如何?定居条件具有什么政府利益作为其依据?如何平衡相互对立的因素?他认为州际旅行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渊源应该是第五或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且没有证据表明定居期限对州际流动人口构成了显著负担。定居期限的政府利益有4种。第一，拒绝给那些主要是为了福利而迁移到有关地区的人提供福利;第二，将部分由州税资助的福利限于那些为州的经济作出贡献的人;哈兰法官认为这两个目的是完全合法的;第三，防止欺诈;第四，有助于预测并准备社会援助所需要的预算开支，以防穷人数量的大规模上升或下降导致不测。这些目的也是合法的，且政府利益超过了对旅行权所施加的负担。定居期限对个人旅行自由的限制是间接和非实质性的，而撤消定居期限将使得联邦和各州不敢在本地区建立特别慷慨的福利项目，以免引起穷人的大规模涌入。且在本案，国会和各州议会在国会授权下都采取了类似措施，而且是在听取并排除了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因而它们的决定要求法院的高度尊重。尽管在当时受到反对，“福利居住期限案”的“革命性”判决及其所建立的基本原则此后不但没有受到实质性质疑，而且被运用到更广的领域。在1974年的“医疗保险居住期限案”，亚利桑纳州的法律要求居民在该州县内住满一年，才能接受州政府给予财政支持的非紧急医疗保险(non-emergencyMedicare)。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判决这项条件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马歇尔法官的多数意见指出，和福利援助一样，医疗保险制度也是穷人的基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