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胡塞尔弗莱堡时期的现象学哲学体系巨著计划论文一在1922年2月1日写给P。纳托尔普的信中，他提到正在准备四次伦敦讲演的文稿，并且已经开始抱怨说：“我的情况远比您的要糟糕得多，因为我的毕生工作的绝大部分都还滞留在我的手稿中。我几乎要诅咒自己无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以及我只是这么晚——部分地只是现在——才获得了这种普全的体系的想法，这些思想是我迄今为止所有个别研究所要求的，并且它们现在也迫使我去改进所有这些个别研究。一切都处于重构的阶段！也许，我以人所能鼓足的一切干劲来做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我的遗稿而工作。无论如何，只希望它圆满成功，并且不会来得太迟。”（书信III，151—152）接下来，当舍勒于1922年4月26日去弗莱堡拜访胡塞尔时，他报告说，胡塞尔“立即向我阐释他将在伦敦演讲的‘体系’”。这里两次提到的“伦敦讲座”是胡塞尔应伦敦大学的邀请而于这年的圣灵降临节在那里所做的四个题为“现象学的方法与现象学的哲学”的演讲。它可以说是胡塞尔这一时期的“体系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次伦敦讲演的几个月后，胡塞尔在1922年9月1日致其哥廷根时期学生阿道夫·格里默的信中写道：“我最近又一次透彻地思考了现象学的原则思想和方针。我据此而选择了我的伦敦讲演的论题。……我刚刚步入‘最佳年华’，我必须进行‘盘点’，在此期间，一个体系的主要思想得以形成，并且迫使我去追究它们，而不是去完成我理应完成的老的东西。我需要每一段完好的时刻，每一份微小的力量。”（书信III，85—86）伦敦的四次讲演包含一个引论：现象学哲学的一般目标，以及四个篇章：（1）通向本我—我思（egocogito）的笛卡尔式道路与现象学还原；（2）现象学经验的王国与一门现象学科学的可能性。超越论现象学作为超越论主体性的本质科学；（3）超越论现象学与可能认识、可能科学、可能对象性与世界的问题；（4）一门作为科学论的逻辑学与所有存在论的体系。未来现象学哲学的具体目标。然而，胡塞尔迟迟没有将他的四篇伦敦讲演稿付诸发表。即使在当年年底纳托尔普、普凡德尔和他的伦敦讲演的邀请人希克斯（G。D。Hicks）都致函胡塞尔，催促他早日出版这些讲演，胡塞尔仍然不为所动。其中的原因他在1922年12月13日致贝尔的信中已经有所表明：“希克斯向我保证可以很快地、以尽可能简短的形式发表伦敦演讲，并因此：在英国唤起对现象学的最初的严肃兴趣。是的，智慧的希克斯，你很有道理！但是我（始终如一[semperidem]）无法成为实际政治家，纵然是为了现象学及其成就也做不到。我不能为了‘名气’这道小扁豆菜（Linsengericht）而在英国出售我的灵魂救赎。（这种‘小扁豆’我很不喜欢吃，尤其是自现象学成为时尚以来。）希克斯很看重将这些文字放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我会用拖延、有可能也通过扩展的方式来将它打发掉。”（书信III，45—46）胡塞尔在这里似乎并不在意现象学在英国的影响，尤其不愿意以简本的方式发表这些演讲。他更想将它们扩充为体系著作。这一点可以在他1923年8月3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读出：“我没有将伦敦讲演加以付印。我将它们扩展成了一个每周四小时的冬季讲座，而且我会在下一个冬季对它们做更近一步的深化，并且会与我的研究助手一起为它们的付印做准备。（它将成为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以及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形式上的一个哲学体系的原则提纲，这些沉思必定会作为‘开端’而（从本质上）开启真正的哲学。）”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的“研究助手”是1923年开始为他工作的L兰德格雷贝，而“每周四小时的讲座”是指题为“哲学引论”的1922—1923年的冬季讲座，这个讲座的文稿后来也与伦敦讲演稿一样，在胡塞尔身前都未得发表，而是在近80年之后才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五卷于2002年出版，其中也作为补充文字而收录了2000年曾在《胡塞尔研究》上独出版过的“伦敦讲演”。胡塞尔没有出版相关讲座稿和讲演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在耿宁的分析中找到：“那些为1921—1922年的一部‘重要的体系著作’所做的准备工作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然而这些准备工作所包含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被加工到可以出版的地步。这是由胡塞尔的特殊工作方式所决定的：当他想撰写一部著作时，他通常不会在一开始就立即拟定一个确定的计划，而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实现它；相反，他会首先尝试在他的文字‘独白’中从思想上把握全部的资料；并且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思想掌控的基础上于短时间内写下作为这种掌控之结果的文字论述。”这意味着，如果他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出版计划，那么可能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他还没有在思想上掌控全部材料，要么是他无法在短时间里完成文字上的阐述。在伦敦讲演之后，胡塞尔的体系著作设想似乎暂时告一段落。虽然按照“伦敦讲演”编者谷森斯（B。Goossens）的说法，“胡塞尔对于伦敦讲演的兴趣始终贯穿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