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断代文学史——喜读《先秦文学编年史》汤序波因喜欢古典文学，也就时常翻些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读多了就生出一些遗憾。坊间所见几乎全是以章节体形式表述。很多种文学史甚至连章节的安排、论述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当然，我不是说这种编撰方式不好，但这种框架确实有先天性的缺陷。一是著者往往遴选只想让读者看到的史料，而这些史料又恰恰能证明他所提出的观点。二是人们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的评价，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如《水浒传》《红楼梦》斯时都是禁书，现在则是“四大名著”，人人传诵。寒斋几部《先秦文学史》都是章节体，皆由原始歌谣与上古神话、《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等五大块构成。其实这并非是先秦文学的全貌。比如寓言的发生与演变，就在这种叙述形式中被湮没不彰。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也只有去读专门的文学史。再如《尚书》《诗经》，其时间跨度都各自在一千年以上，而过去的文学史著作都将它们各作为一章来论述，这样就淡化其时间进程。既然是一部文学“史”理应按时间的流程来展示，将事件以及人物放回其原有的背景去考察，而不应以书和文体类型为单元论述。读者当然是愿意读文学史著作的，但却不喜欢看一窝蜂的著述。迩来，有幸读到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的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主编并参撰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全三册，130万字），真是大快朵颐，极大地满足了我的阅读欲望。这部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先秦文学的编年史，它的出版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简单的论述模式，确立了“史料”在文学史编纂中的重要性。它无疑开创了先秦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纪元，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也势必促进先秦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种形式，各有千秋。但编年体因是以年甚至月、日系事，对史料事无巨细加以罗列，从而使文学的因革流变，呈现出一目了然、明晰有序的面貌。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序”中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另一处又说：“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说：“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代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为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名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而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也提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在另一处又说：艺术家本身并非孤立，“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家家族”。这就是编年史的长处，而这一点，《先秦文学编年史》做得极其到位，是一部不可错过的文学史著作。如读此书我才真正建立起庄子、屈原等的人生际遇、交游和诗文创作的立体交叉又连续活动的文学时代图景。我们知道，为先秦文学作编年史的研究，难度极大，这主要是年代遥远，史料匮乏，作家的生平事迹及作品著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历来研究《诗经》者，都是就原书编排的几部分论述之，近代以来有些学者根据其题材、内容分为若干部分来论述，或径按重加编排，明代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之外，未有根据年代之先后重作编排者，而何楷的书又由于编者受一些旧说影响及在当时还不可能看到近400年中出土的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问题较大，而我们要全面、深刻理解《诗经》中很多篇章的含义和确定它们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关系，必须明白它们在时间坐标上的相对位置，明白它们同《诗经》之外其他一些作品（佚诗、辞令、神话传说、其他散文作品等）的先后关系。再如关于屈原的生年和卒年学术界至少有十种说法；关于《招魂》究竟是屈原的作品，还是宋玉的作品以及所招对象到底是谁，至今学界分歧仍然很大。还有很多诸子之作和史传作品，不但作者、时代方面有各种不同看法，连是否先秦时代之作、是真是伪，也有不同看法。这当中很多问题就事论事的讨论，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结论，只有通盘研究，像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样放到一起处理，才会发现哪些看法虽然孤立看很有道理，而放在当时大背景中看是不可能之事，哪些看法可能性最大，从而选出最佳解决方案来。这就要求著者必须是对先秦文学研究有素的大家、领军人物，才能驾驭与处理好这段繁缛的史实，而国家级重点（培育）学科“西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带头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业务负责人赵逵夫教授正是当今先秦文学研究中的翘楚，因此他显然是这一课题的不二人选。所以当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拟作“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编年史的设想”时，即邀其“做先秦文学编年史”，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部编年史对先秦文学发展历史作了全息式的反映，体现了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难能可贵的创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