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上)一剂不对症的药方：反通货紧缩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评估，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只能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两种判断中作出选择，再没有其它。然而，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秩序尚不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又碰到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是照搬照抄洋教条呢，还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指经济总量出现失衡的状态，针对前一状态，通常采取紧缩银根的对策，以抑制需求；针对后一状态，则采取放松银根的对策，以刺激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管理办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只管了总量，顾不上结构。如果经济失衡是由结构矛盾引起的，或者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它便无能为力了。其次，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总量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结构矛盾是制约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长过程的主导矛盾。靠刺激或抑制需求总量的办法是不能有效解决结构问题的。再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有效供给，改善供求结构。90年代初，由于各地各部门竞相追求超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急速膨胀，1993年上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尽管当年中央政府实行了紧缩银根，但全年投资仍增长%，工业生产增长高达%，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纺织品和服装类产品约1/3供过于求，家电行业生产能力过剩1/2到1/3，机械行业开工率不到50%.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无视供给结构状况，无视迅速膨胀的生产能力，把启动经济的希望都寄托在扩大总需求上，那势必事倍功半。尤其有害的是，把在盲目扩张中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视为高速增长的潜在因素。如果按这种观点行事，我国经济恐怕难以走出“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怪圈。“有效需求不足”，这是“通货紧缩论”的重要论据。投资和消费是构成内需的两大要素。需求总量足与不足，不能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判断。经验数据例如上一周期年需求增长平均值可以，但应考虑当年需求生成的新因素和条件，以及经济的实际承受力。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样的增长规模和速度，与历史上正常年份比，或者与其它国家同期比，都难作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现所谓“市场疲软”。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1990年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为%，%.俩相比较，1997年经济怎么能作出“需求不足”的判断呢？如果说需求增长乏力，似乎更确切些。但是，需求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结构各部分同步增长。相反，总量增长恰恰掩盖了各组成部分增长的不平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的供给逐步增加，最终告别了短缺，但农民收入却徘徊不前，特别是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990年——1996年分别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分别为-%，%，%，-%，%，%，%，县和县以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53%下降为1997年39%.因此，真正“有效需求不足”的是占人口总数的70%的农民。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增收致富门路涌堵。农村深化改革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靠放松银根是无济于事的。1989年以来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靠增加财政赤字和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总量，投资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并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状态。1998年——2001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分别为%，%，%，%，均低于城市1-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2001年比上年增长5%，2000年增长%.而且在农民收入平均数下还掩盖着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其中，除了至今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3000万农民之外，还有几千万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工。农村市场是我国至今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近几年我国内需持续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市场的拓展有限。投资持续增长乏力，并不是市场主体投资需求不足，也不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投资领域之广，待开发的领域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问题出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税费负担过重；加之企业改制步履艰难，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巨大。在这种条件下，相当多的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怎么有实力顾得上发展和改革？改变企业在转型时期的艰难处境，依靠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输血的办法是于事无补的。银行连续8次降息，对降低企业的利息负担是有作用的，但对激励企业投资却未起到预期的作用。用政府取代企业充当投资主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