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现象值得人们反思，其言论的是非已不言自明，很多网友对其进行了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需要我们清醒认识时局,正确选择政策。这里有几点需要明白：第一，制度改良比单纯的军事投入更重要。从历史上看，严格说来，从林则徐的坚决主战遭到贬斥流放，到琦善的一味主和，又遭到“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配军台的处分，再到叶铭琛的“不战不和，不走不守，不死不降”的“六不”主义，虽客死他乡，确也最终保住了家人不受牵连，这三者走过的这条“之”字形的路，是当时政治格局、国民和全社会认知水平的必然结果和生动写照；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也不在武器不如人，而在制度，打仗不像打仗，和平不象和平，将军不熟悉业务，指挥官在军营养庞物,军人在大炮上晒裤子；军人不能打仗，也不是由于军人的待遇太低，偏偏是由于太高，使得他们舍不自己的高薪收入而丢掉性命。去查一查中国海军史，就可知道，他们当时的收入确实够高的了。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纷争相续，战火连天，但战争的档次、武器的质量，制造业的水平和产业链的完整度，并没有实质性提高。原因何在？不是不重视军事和军权，恰巧相反，是太重视军事和军权，从“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江湖豪言，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高深理论，从动辄以武力解决内部分歧、抗议问题，到抓住军权就能控制一切权力的等等现象，都说明了这一事实。第二，美苏军备竞赛，更是殷鉴不远。与民主政体相比，集权体制在短时期或某些特定时期内，或许有一些优势，但长期来看，专制远不是民主的对手，专制是竞争不过民主体制的。集权体制下，权力太集中，社会缺乏活力，一活就乱；百姓的思想、行动被统一在一个或几个人的思想之下，不成为弱智，已是万幸了，创造力、创新能力必然削弱；权力太集中，官势重而民命轻、官员主宰一切，腐败必然严重，任何以官方形式的开支，都充满了回扣和贪污等腐败行为，公民不仅无心创造，还充满一种无形的怨气，所谓“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即此，前苏联就是这样，在火热的军备竞赛中轰然崩溃的。第三，国家之本在于民，国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关键，社会公平是国民认同的前提。公平同时也是影响公民道德水平、心境情绪和劳动积极性的关键因素。这些年，财政收入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GDP只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企业（竞争性企业）的利润又低于GDP的增速，普通百姓的收入又低于企业利润，何脱脱一幅国富、权富、官富民穷的财富分配、占有图。持续升温的公务员热，将创造财富的企业（竞争性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地位降到何种地步，创造财富的队伍后继乏人，政府咋不认真反思一下，调整一个政策呢，难道这是好现象吗，和谐社会是“喊”出来的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将国家引入贫穷落后和衰亡的趋势！社会长此以往，不仅造成严重不公，带来公民对社会的认同度降低，道德觉识低下，甚至还可能颠倒是非标准。过去网上曾讨论过一个“中国的汉奸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王安石“明妃曲”中：“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曾引起人们对诗的主人的广泛怀疑、批评甚至诅咒，但诅咒、谩骂和批评之后，人们却只将此诗当作审美对象，而完全忘记了后两句：“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哀弦”为何留至今呢？就是因为人们不吸取教训。人们曾以更大的义愤强烈谴责龚孝棋，龚自珍的这个不孝之子，是他带领法国人点燃了毁灭圆明园的那把可怕的火，但人们在谴责之余，又有谁作过认真的反思：为什么这些人宁愿效力外人，而不愿“爱国”呢？约翰.弥尔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一个爱国者，那就是专制君主自己。因为国家是否富裕强大与他们无关，他自然就缺少那份爱的情感。汪精卫及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大批汉奸，理应受到历史永远的谴责，但难道那逼汪卖国、弄出那一大批汉奸的独裁者和专制制度，就不应受到谴责和纠正吗？第四，公平不是平均，公平不是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目前提“共同富裕”这口号极不严肃，更谈不上科学。首先，什么叫“富裕”，标准是什么？是每人都得到一份来自政府的什么红利呢，还是人人都享有某种程度的生活？或是人人都有一部汽车，一部什么样的汽车？其次，什么叫“共同”，是同时一起富裕呢？还是富了的人原地踏步走，等着还没有富的人，还是把已富了的人拉到穷人的水平来，然后再由政府统一喊“齐步走，一齐富”？显然“共同富裕”这口号是在忽悠百姓。而可行的、科学的口号应该是：“机会均等，共谋发展”，这才是现实可行的。目前，一是权力垄断和决策缺乏透明度，二是经济垄断和行政收费，是影响社会公平的两大主要因素。其实，保护资源与市场机制并不矛盾，比如石油、石化等重要资源性产品，可以实行国家储备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但经营可以走市场化之路，而且一定要走市场化之路，才是公平的，政治决策一定要民主化、公开化，才能逐渐科学化。可是，我们做了吗？在准备做吗？第五，国之本在民，国民的素质是国家强大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