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法学专业与我们的生活关联密切，但我们过去不太注意。70年代时有个瑞士的法学家到中国留学，希望学习法律。但那时我们的法律是绝密专业，意味着要学习必须先查家庭出身，而且必须是苦大仇深，结果当然那位瑞士的法学家遭到了拒绝，于是只好改学哲学了。当时法学院是北京大学倒数第二小的系，那时的法学是很不发达的。而现在我们的法学院已成为屈指可数的文科大系之一。最早的大学都有三个专业：医学系（解决人的身体出现的问题），神学系（解决精神上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法学系。法学专业也是最古老的专业之一。人类最早的大学就设立了法学系。当我们的行为出现问题时，就是由法学来处理。法律主要是制裁人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认的良好的准则，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伤害，这样的行为就必须付出法律的代价。那么法律就成为这个社会越来越重视的学科。法律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也许有人认为只有自己在打官司时才会与法律发生关系，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当别人在打官司时法院所设立的准则对你也有影响。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被认为是当代司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案件。由于这个案件涉及高校教育的地位，并且是自己的毕业生诉母校，因而非常敏感，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海淀区法院判决北大败诉，判决刘燕文可以获得毕业证书，因为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只要在校生的各门功课都及格就可以获得毕业证书，但要获得博士学位证书则必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法院认为北京大学的做法超越了国家的有关法律，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二者混同。因而直接判决北京大学授予刘燕文毕业证书，至于学位证书则由论文答辩委员会再行决定其论文是否通过。判决后北京大学提起上诉，要求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复审，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潜在的因素开始影响这个案件的判决。比如其他学校的领导就很紧张，还有很多人提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问题。其实对中国大学自治伤害最大的可能不是法院而是其他的因素。于是这个案件开始向另外的方向发展，据说最高法院也非常愤怒并做出了表示，结果二审法院以已过诉讼时效为理由驳回上诉要求一审法院重新判决。最后海淀区法院只好驳回了刘燕文的案件因为其过了诉讼时效。但这个案件是非常荒唐的，在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做出了判决之后又说自己当初是不应当受理的，这是个很糟糕的决定。这个案件说明中国整个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与我们都有很大的关系，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法院也正是通过判决来引导我们的行为，这是法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的法制建设上是伴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而开始的，在文革期间以及文革之前我们的社会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而是崇尚个人领袖魅力，人们迷信于个人魅力的领导力，从而使这个民族获得强大的凝聚力和极大的团结。但可惜毛主席当年并没有把这种魅力用于经济建设而是用来搞运动。在经济建设领域我们采纳了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式，认为这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许多弊端，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以利润为目的的，而我们的经济则是以满足人民需求为目的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物质很匮乏，人们都穿一样的衣服，以兰色黑色为主；我们的解放牌汽车也是三十年如一日的没有变化。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是一个失败的模式。过去我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只是一种谎言是一种假象。为什么他们不敢告诉我们真相呢？就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失败和人治的失败使我们不得不更多的通过闭关锁国和通过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来维护社会的一种秩序。但这些现在都已成为过去的事情，都已成为过眼烟云，现在我们实行的是一种法治建设，但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我们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甚至我在南京还看到了以德拆迁的口号。这反映了我们喜欢用口号来治国的倾向，我们特别喜欢用口号或标语来营造一种气氛表示我们正在干这件事。我们为什么会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依法治国在中国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效果，所以又提出了以德治国来解决依法治国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以德治国问题在于道德要诉诸于内心来达成境界的提高，如果要作为国策则还是存在很大危险的。现在正在进行严打。而我们作为法律人所喜欢的一个口号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过去我们理解这个是以包公的观念理解的，即在一个案件中，不管这两个人的地位尊卑如何都要严格执行法律。但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精神时就还有了几点要求，比如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的人违反了法律其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是相同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要问：严打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法治建设今天出现了危机，出现了一些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存在矛盾和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法律制度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土特产，不是我们本土化的东西，而是从外面借鉴来的。当然我不是说外面的东西就不好就不能用，只是制度方面对外来东西的接受是很困难的。中国近百年来的法律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