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最新关于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6.5公里的汾河东岸，处于塔儿山（明清时称为崇山或崇峰）西麓，该遗址西北——东南最长2400米，东北——西南最宽1800米，面积约400万平方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物局合作，对该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分级墓葬以及铜器、有文字陶器、各种礼乐重器等大批珍贵文物，为揭示我国龙山时代社会等级制度，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学术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过去的发掘重点在墓地方面，生活区域工作相对薄弱。为充分发挥陶寺遗址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学术作用，从1999年秋季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又与临汾市文物局合作，恢复了对该遗址的发掘，重点是寻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由于洪水冲刷，陶寺遗址被几条大沟分割为几个形状不规则的台地。为方便工作，我们依地貌划分了八个发掘区：陶寺村与大小南沟之间的台地东南部为Ⅰ区，西北部为Ⅲ区；大、小南沟与中梁沟、赵王沟之间的台地东南部为Ⅱ区，西北部为Ⅳ区；中梁沟、赵王沟与宋村沟之间的台地中部为Ⅴ区，东南部为Ⅵ区，西北部为Ⅶ区；宋村沟以西为Ⅷ区。经过前后三年共五个季度的发掘、钻探以及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我们终于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陶寺文化的城址。城址位于陶寺村西南，中梁村和宋村以东，东坡沟村和沟西村以北的山麓坡塬上，处在陶寺遗址的中心区域上。目前已发现城址的北、东、南三个方面的城墙。就现知情况来看，城址方向为312度，其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或圆角梯形。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为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城址总面积在200万平方米以上。北面的城墙有三道，由北往南编号依次为Q1、Q2、Q3。Q1位于最北部，大致呈东西向。残长约120米，墙体上宽6.6~7.5米，下宽7.6米，残高0.8~1.5米。由夯土筑成城墙Q1(由北向南拍摄)Q2位于Q1南185米处，东段与Q1大致平行，西段向西南方向延伸，已发现部分约长740米。据ⅣT8发掘了解，墙体上宽7米，下宽7.3米，残高2米。墙体由夯土筑成，其下有口宽底窄的基槽。基槽填土较结实，但未经认真夯打。又据ⅤT1发掘得知，在Q2西端断头处以西，在陶寺文化晚期地层下有砂石层，再下为生土，推测墙体有毁于洪水的可能。Q3位于Q2以南25米处，已发现部分长250米。西段基本上与Q2平行，东段逐渐与Q2合并在一起，然后向东南方向延伸，东端被南沟毁坏。据ⅣT6发掘得知，墙体上下宽达11米，南侧高出生土0.3米，北侧厚达8米。其下部夯土厚3.3米，上部4.7米则由掺有大量碎石粒的稠泥拍打堆筑而成。东面城墙一道，编号Q4。Q4呈西北——东南走向，长1660米以上，宽8~10米。墙体北段结构与Q3基本相同；南段结构有的与Q1相似，有的地段（ⅠT3）的筑法则是先在内、外两侧夯筑挡土墙，之后在中部填土踩踏夯砸墙芯而成。城墙Q4(由北向南拍摄)南面城墙有二道，由南往北编号Q5、Q6。Q5位于最南面，东北——西南走向，中段较平直，东段向北弧弯往Q4南端靠拢，西段呈曲尺形拐折，发现长度约875米。Q6位于Q5的北侧，与Q5中段大致平行，相距200米。在Q5向北曲折部位二者相距约100米。Q6的东端向南弧弯往Q5方向靠拢，尽头处相距约10米。Q6现存长约1550米。据ⅥT1发掘得知，Q6墙体宽8米以上，其下有深约3米的基槽，建筑方法与ⅠT3内所见的Q4近同。在城址东南部Q5、Q6之间，还钻探出一堵方向与Q6垂直的墙，编号为Q7，其北端与Q6相接，长度可确定部分长约50米。西面城墙情况不明，可能已毁于宋村沟。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墙体又叠压着陶寺文化中期的遗存。由此可以推断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属于陶寺文化中期。但据遗物分析，有的城墙建筑年代略有先后，如北面的三道墙体呈逐步外移之势。在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墙四道，编号分别为Q8、Q9、Q10、Q11。其中Q8呈东西走向，长约200米，宽约4米。这些墙体形状和性质尚未明了，不排除是大城内有小城或大型建筑群围墙的可能。此外，还发现有一些夯土遗存，最大的面积可达80平方米，或许是大型建筑基址。另外，在北面城墙Q1北侧，还新发现了一处陶寺文化晚期的墓地。清理了12座。其中M11是座中小型的竖穴土坑墓，发现了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属于砷青铜。陶寺城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一、它为探索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提供了重要的研讨对象。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省西南的临汾地区。史籍记载，临汾古称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