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三点建言崔敏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十六大改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又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有关具体要求也一次比一次明确，表明全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为什么要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就是因为眼下的司法体制还不很健全、不很完善。概括起来有六个问题:一是体制不顺，二是队伍不精，三是作风不正，四是执法不严，五是监督不灵，六是裁判不公。上述问题有的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司法公正是诉讼的第一位价值，司法不公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更是危及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最大隐患之一。应当肯定，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司法改革已经取得一些可喜成绩:一是制止了政法机关和执法民警经商、办企业;二是严禁收费、乱罚款，实行了“收支两条线”;三是为避免长期在一任职形成关系网，实行了政法部门负责人定期轮岗;四是推行开办事制度，加大了执法的透明度，司法机关的亲民作风有所强。但是，这些都还是一些浅层次的改革，基本上未能触及体方面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它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成败，关系能否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能否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提到样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强调:“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政法工作的生线。司法体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保障。要继续积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以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为根本出发，从人民不满意的问题人手，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1]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要优化司职权配置，就要对各个司法机关的职责权限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要的调整，说白了，是“权力再分配”，必然触及许多人的利，难度自然会很大。因此，必须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如何健全法制的角度来考虑对各部门的职权进行适当的调。这一工作只能由中央政法委牵头和推动，这是加强和改善党政法工作领导的正经大事，责无旁贷。不应允许各部门自行其，更不能允许某一司法机关借“改革”之名随意扩大本部门的权。本文仅就“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谈三点建言。一、关于优化侦查权的配置我国现行侦查权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自身又负责对大量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反贪局迅速膨胀，业已占据了检察机关的半壁江山。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又由它自己决定逮捕和自行决定是否起诉，形成由检察机关一竿子插到底而不受外部监督制约的特殊体制，违反分权制衡的诉讼原理。近年来，有不少省市的检察长和反贪局局长滥用职权一个接一个下台，更充分暴露了这种体制的弊端。二是中纪委肩负反腐败的重任，它在查办高级干部腐败的大案、要案时，事实上需要行使侦查权，目前是以“双规”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有时还要采用某些监控手段，但都没有法律依据，引起人们的非议。这就提出了如何使纪委的反腐败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司法体制改革中不能回避而又最为棘手的问题。出于健全法制的考虑，贯彻“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原则，必须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为此，建议将反贪局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与监察部合并，仿效香港“廉政公署”的设置，改称“廉政公署”(或改用“反贪部”名称)，归属中纪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凡党政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都由廉政公署负责查办(与公安机关既查处治安案件又办理刑事案件相似)。廉政公署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依法行使侦查权，人民检察院则对廉政公署管辖的案件负责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同时对廉政公署的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以上设想的“廉政公署”设置，从组织形式上来看，既是一个国家机构，又是执政党的一个机关(据报道，监察部早已与中纪委合署办公，再将反贪局并人，应是顺理成章之事)。廉政公署既是中纪委的办事机构，又是与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并列、专门管辖职务犯罪案件的第三个侦查机关。中国现实的国情，本来是由党管干部，要对腐败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党员)进行查，没有执政党的纪检部门参与根本无法进行。将党内纪律检、国家行政监察和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三个机关合并，运转来更为方便。这样改革，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实行侦、控分，克服了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活动难以监督的弊端;二是有利妥善解决中纪委查办大案、要案需要行使侦查权却于法无据的题(改为“廉政公署”，既可名正言顺地行使侦查权，又可以法采取各种监控措施);三是可以使监察部摆脱有责无权、监乏力的困境。有同志可能认为这个方案不具有可行性。其实，宪法中关于央军事委员会的设置就是“一个机关，两块牌子”，早有这样先例。况且监察部早已与中纪委合署办公，再将反贪局并人，建一个强大的侦查机关，并非不可能实现。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