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言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有人称之为次学科。它可以说是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三个本源学科的联系和碰撞中诞生的。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涉及三大学科的研究领域，关注的范围极广。另一方面，就其诞生的时间而言，它又是绝对的后生晚辈。政治学的历史同人类社会组织的历史一样漫长，经济学的鼻祖可追溯到工业革命萌芽阶段。国际关系学相形见绌，但也可以号称有近百年的沿革。而一般认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才脱颖而出。那么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为什么到了70年代这个学科会异军突起？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后起学科发展如此顺利，迅速成为西方大学的必开之课，为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呢？我们可以从两种力量当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潮流的变化，它提供了智力基础，可以被描述为推力。二是国际关系课题的变化，它提供了实践基础，可以说是拉力。它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正值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之时，这是在国际研究中政治经济长期分离的关键原因。在18、19世纪，经济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政治经济研究是一体的。自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命名自己的著作之后，西方学者，无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雷德里克·李斯特、卡尔·马克思都把自己的学术领域称为政治经济学。他们很自然地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政治社会现象，或者探讨政治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过到了19世纪后半期，政治与经济研究渐行渐远，逐渐分离成两大门类。造成这一分离的主要是当时席卷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专门化趋势。自然科学大发展，特别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强烈地震撼和深深地吸引着观察人类社会的学者们，使他们以加入真正科学的行列为荣。关于社会研究方法论的阐述应运而生，提醒大家模仿自然学科成功的先例，从建立一个单纯的分析对象做起，各自发展一套基本概念，分析它们的因果关系，以求得真正的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经济学做得最彻底，也最有效。经济学界不仅放弃了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把这些工作留给史学界和社会学界，而且有意识地与政治划清界限。19世纪80年代，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悄然出现。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这本集大成之作，正式放弃“政治”这个形容词。自此之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者有意识地把经济现象从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中隔离出来，假设一个纯粹的经济时空作为分析对象。在这个空间里的活动者（或称经济人）有如下特征：首先，他们完全自由自主，只根据个体利益对市场信号作出反映;其次，他们性质均一，因社会地位、文化环境、人类组织而产生的差异被认为是细支末节，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方式;最后，由这些自由且一致的活动者组成的经济结构同样是灵活的，只是按照个体选择的结果被动地变化。这个纯粹的空间排除了其它社会因素的干扰，尤其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出了众多的理论模型，并且从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中借鉴分析方法，与政治学日益形同陌路。经济学家也不再承认洛克的思想为古典经济学源泉，而只奉斯密为开山鼻祖。这样也就放弃了与政治学共享的智力渊源。不过，推动西方经济学者对政治学采取决绝态度还有一个微妙因素，即马克思的影子。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以强调政治经济相互作用而见长，也正因为如此它很快走出书斋，在改造社会的运动中锋芒毕露。主流的西方学者不愿牵扯实际的政治斗争。他们虽不至于排斥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他的研究思路却避之尤恐不及。很长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这个词遭到冷落，似乎成了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标记。也只有他们仍然坚持政治经济结合的分析方法，而被学术界主流严格排斥在经济学界的核心之外。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曾被问到他最有影响的教科书《经济学》中省略了什么东西，回答是“阶级斗争”。1这反映了西方学者刻意回避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心态。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早期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当时最有影响的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的著作名称说明——《国家间政治》，即只有主权国家被视为国际行为体，只有它们的政治活动才有分析价值。学者们习惯于从经典的政治哲学论著里寻找灵感，对经济学产生的各种成果漠不关心。由于20世纪世界不断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战争与和平自然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核1（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心问题。与此直接关联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冲突被国际关系学界称为高政治课题，是分析讨论的焦点所在。相形之下，经济、文化、科技等等被视为低政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