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与《周易》二十年前，笔者从系统论角度对象棋文化做过探讨。退休后初涉《周易》，却有所震动。作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周易》，不仅义理与思维方式与象棋相近，而且思维理路上亦与象棋相似。象棋与围棋虽同属棋类，但历史上所受“待遇”却厚薄有别，对此本人曾长期不明究竟。前些时读到张东鹏《(周易)与围棋之道》(以下简称“张义”)后，方略有所悟。就“象”的层面言，围棋棋子为圆，棋盘为方，与古人“天圆地方”之说相合。清人汪缙所著《弈喻》“以《周易》象数思想对围棋进行了诠释，认为弈之数即是《易》之数，弈之象即是《易》之象，弈之道即是《易》之道。”其二，围棋自第一颗棋子落枰时起，“黑白交替行棋，阴合阳变”，由简入繁。由于是从空棋盘上开始落子，这又寓意着道家所谓“有生于无”及“繁生于简”的变化之道，同时也是对《周易》中“太极本无极”的直观形象的诠释。由于“象”乃是《周易》的敲门之砖，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因此历史上《周易》“亲围疏象”之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象棋之“象”直观上易使人与战争产生联想。因此在古代，若想使象棋与《周易》攀缘攀亲却有些勉为其难)。正是由于围棋自古就受到《周易》之“道”的特殊观照，因此在理论发展与成熟程度远甚于象棋。在《周易》的观照下，围棋很早就出现了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诸多成对范畴，如死活、大小、先后、缓急、厚薄、向背、损益等等，以至视“围棋之道即是阴阳之道”。在古代士大夫眼中，围棋作为“道”之载体，其价值更在于启迪对人生世事的领悟。欧阳修编撰史书时就曾以弈比喻治国，以围棋中“当位”、“得位”的重要作用来比喻用人，指出只有将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姚启圣(清康熙年间的福建总督，收复台湾的决定性人物之一)则根据自己军旅生涯的人生经历和读《易》及对弈中的心得体会，指出《不古编》的作者吴生对围棋之道有一定体悟，但若能进而学习《周易》，把弈道推而广之的话，那么不论治民还是用兵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清人尤侗则说：“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如此等等。所以张文认为，“在《周易》哲学思想的观照下，围棋不再局限于围棋本身，而是在‘道’的维度上与人生世事连在一起，被赋予了更广泛、深刻的价值。”史良昭先生则说，“(古人)以人世的积极态度对待围棋，又以棋局的实践与心得反照人生，建立了围棋与政治、军事、哲学、人事、艺术等等的交通。世界上没有一种游戏技艺能像古代围棋这样，同外部事物发生如此广泛的联络，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如此深邃的反响。”在古代社会中，从“道”的层面言说象棋者似仪周武帝宇文邕一人，而且说的是象棋之前身“象戏”(“象戏”之名相传宇文邕所创)。据李松福《象棋史话》所载：宇文邕试图以“《周易》之象解释象棋的变化”(但如何“解释”却未见其文)。宇文邕看到，“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象戏具有军事部署与战略战术的意义，所以‘废百戏’而‘制象经’，说明他重视象戏的军事价值，而不是单纯为娱乐而娱乐。”总的来讲，棋制上的不同，是历史上象棋与围棋所受“待遇”厚薄不同的原因所在。但以今人眼光视之，棋制之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种棋所蕴藏的精神内涵。站在当今系统理论的高度俯视象棋与围棋，笔者以为象棋对《周易》的“暗恋”程度并不亚于围棋。(笔者认为，《周易》实可视为中国古代系统论思想之集大成)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超越古人认识的局限，下功夫对象棋与《周易》的内在关联作深层次挖掘。再说，即便以棋制相比，象棋也有自身的优势：围棋一旦落子即固定不动，象棋棋子却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与《周易》的变化之道及动静之理似乎更接近一些。以下，本人拟根据近年研究中的粗浅体会，试图对象棋与《周易》的内在关联做一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一、以象示变，变中求道象棋与《周易》不仅都与“象”难舍，且都与“变”难分!《周易》中，“象”与“变”乃携手同行共始终。象棋言“象”，应来自《周易》之“象”。远古时代当“概念思维”尚未确立之时，人的思维活动几乎全被“象思维”垄断。《周易》之哲理意蕴，均藉“象”而立。《周易》中的卦象与爻象，其义有三：或为现象，或为意象，或为法象。其中“法象”指的是效法外部现象、“取象比类”后所得之“象”。如谦卦下体是山，上体是地，合成一卦则呈“山在地下”之象，“取象比类”后便得“谦”。谦卦象征“才高不自许，德高不自矜，功高不自居”。象棋以“象”作棋名，也是意在“立象以尽意”，属“法象”之列。“以象示变，变中求道”，乃象棋与《周易》最大共同点。象棋千变万化自不待言，而《周易》数千年来也一直是被视作“通变”之书。这从它的英译书名：“TheBibleofChanges”或“TheBookofChanges”亦略见一斑。所谓“以象示变”，如乾卦的卦象与爻象皆为“龙”。但不同爻位上的“龙象”又呈变化之态，即历经“潜龙”、“现龙”、“跃龙”、“惑龙”、“飞龙”、“亢龙”六阶段。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