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草体·行书篇正体的共性是规范化、草体的共性是随意性。规范化是文字发展过程中去掉差异保留共性从而建立标准，随意性则相反，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淡化共性、追求差异、追求多样化。共性是社会的，所以其可以成为共同的标准，差异是个性的，差异是社会成员个性多样和个性自由的反映。规范化既然是建立共同的标准，因此，其必须使用共同的规律性的书写方法，这就是法度。随意性既然是追求差异，也就是追求书法艺术的本质内涵，即个性化表现。因为从规范化到随意性、从正体到草体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发展过程，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因此，随意性必须建立在规范化的基础之上，没有规范的随意性，或者说彻底自由的随意性在书法艺术之中是不成立的。同样，个性化表现是建立在法度之上，没有法度的所谓个性化表现是游离于艺术之外的糊涂乱抹。具体地说，草体对规范的正体而言的所谓随意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草体随意性的笔划是对正体规范化笔划的相对自由的变形。其二是强化或者说明朗化隐含在正体之内的连贯，使正体笔划间隐约的有机联系变成直观或直接的一目了然的连接。其三是调整和夸张正体结构的正侧关系，使草体结构达到更高层次更令人眼花缭乱的平中求奇、斜中见正的对立统一。草体中的两大类即行书和草书，都是对正体随意性的结果，也就是说，行书和草书实质上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随意性的程度的差别而已。所谓行书，就是将正体楷书之中所蕴含的草意的三种表现略为明朗化，是有限地表现草意。即使行书是有限地表现草意，但是，草意的随意性毕竟是不确定因素，其不确定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行书与以前的正体而言，不仅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化，更主要的是因人而异，人的个性化表现在行书就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于是，由于个性化表现的差异，使行书出现丰富的多样化的风格流派。正体的规范是统一标准化的过程，是认同共性，排斥个性的，因此，在消隐个性的情况下，正体的甲骨文、金文到石刻这些类似于今天的档案文件或纪念性或带有告示性的文字，是不冠以书写者姓名的。因为当时尚停留在文字阶段，尚未进化到艺术的长笔划，表现出雄强而又通脱的所谓辐射体；米芾则在以晋人书风的深厚的传统功底之上融汇于自己毫不在乎的强烈个性、从而表现出既传统而又疾速变化的洒脱与风流。由于行书是最大众化的，所以其多样化的风格不仅是个性化表现的反映，同时，也与社会的共性因素紧密相联，如时尚、倾向、潮流等等。其与社会的其它意识形态一起，共同反映社会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例如，东晋士人探究玄学、崇尚清谈、追求无拘无束的相对自由等，形成了后世文人所追慕的所谓魏晋风度。因此，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当时的一些行书墨迹及摹本，如王殉的《伯远帖》、王羲之的一些传本墨迹等，都反映出一些共性的风格、即潇洒和脱俗。当时文艺上有唯美主义倾向，因此，当时的行书也表现出共性的优美而流畅的特点。最能反映魏晋风度的“二王”书法，因为其不仅是个性的，更主要也是社会共性的，再者又是行书的初兴时期，是今天所见的大量历代书法的行书之源，于是，其也就成了书法的传统经典。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则成了经典之中的经典，成了当时书法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也就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不仅书法风格潇洒风流，而且这篇优美的散文也是魏晋清谈与玄学的产物。例如该文所言：“悟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是何等的潇洒；“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又是多么深刻的生死观：“后人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更是襟怀博大、超越时空的蕴含哲理的人生观。魏晋风度及其《兰亭序》书法，至今令我们沉湎陶醉，而且，也让我们感叹不已而陷入深深的历史沉思之中。又如，宋代书法是行书的时代，这是古今书家的共识。行书之所以能代表一个时代，其必然有某些共性因素的作用，那么这共性是什么呢?首先，从历史文化整体发展看，既然行书能代表宋代书法，那么，由此使我们联想到文化的另一文学领域，宋代的词也同样可以代表宋代文学。行书是楷书之中所蕴含的草率的有限表现，那么，词则是此前的律诗的随意性的有限表现。词的长短句错落变化打破了律诗的工稳和规范，使之更灵活而便于抒情，这一点，词与行书是共同的。再者，从规范的唐楷与规范的唐律到随意性有限表现的宋代行书和宋词，其发展轨迹似乎也是共同的，这也说明书法、诗词与其它事物一样，从规范到随意，再由随意到规范的波浪式的起伏发展。另一方面，宋代执政者吸取了唐代节度使叛乱的历史教训走向另一极端，削弱武将的权限，提高文官地位。这一政策的结果，表现在文化发展上，文人能更自由地在文化艺术上表现个性和尽情地抒情达意。唐诗表现更多的是个人抱负和历史兴亡的感慨，宋词则更多的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