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机制的建设——学习应急管理有感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发展很多时候依靠的是“事故推动论”，当事故发生了，才有了事后的处理，然后建设应急机制以预防此类事故的发生。当然，很多事故在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预料的到，但是也有很多是我们想到的，但是事故没有发生，我们就直接忽略了。比如煤矿的安全事故，比如曾经的海难事故。中国救捞的发展和救捞应急机制的建设是符合“事故推动论“的。理解的简单一点，是财产的损失，鲜活的生命逝去换回了今天的结果。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救捞的发展史，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对于海难救助这个方面可能领导层兼顾不到，便没有下大力气发展，中国人民打捞公司装备落后的可怜，可以直接忽略我国的救助力量的存在。1973年10月9日希腊籍货船“波罗的海克列夫”号在东海遇险，当时它的遇险位置离台湾更近一些。因为是冷战时期，经过中国政府和希腊政府的协商，希腊政府拒绝了台湾方面的救助，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救助。但是，当时的中国救捞基本上没有救助的能力，在福建厦门一带，只有一艘20匹马力的木质小拖轮，“波罗的海克列夫”号在海上漂了四五天后，几乎全军覆没。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让我国政府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之后我国政府才开始发展救助力量，建立海上救助应急机制，在烟台，上海，广州分别建立了烟台海难救助打捞局，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和广州海难救助打捞局，并且在1978年设立了交通部海难救助打捞局。中国救捞的这次变革符合事故推动论。之后由于国家经济和发展，中国救捞开始了以打捞养救助的发展时期，可以预见，当装备去执行海洋工程任务赚钱的时候，留下的救助船舶必然是少的可怜。后来海难的发生在此时是可以预见的，但现实是救捞局如果不分出装备去打捞赚钱，救捞局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然后发生了“11.24”特大海难，200多人遇难，更让人汗颜的是船舶遇难地点竟然距海岸仅仅1.5海里，距离烟台港也只有20海里。“11.24”海难发生后，中国救捞开始策划彻底的变革，2003年先后成立了北海救助局，东海救助局和南海救助局，补充更新装备，国家拨款从事海上救助，至此，再没有重大的海难事故发生。事故的发生推动了中国救助力量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海上应急救助管理的建立，也可以说事故的发生，让我们意识到了海上救助的重要性。“事故推动论”看似必然，可是有很多事物不一定要事故来推动。需要我们自己预防，需要我们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煤矿的瓦斯爆炸等事故是完全可以通过平时的管理来避免的。这次我们去烟台打捞局港务处实习，港务处对安全管理很是重视，给我们讲了一系列安全管理理念，这样就可以深程度的避免事故的发生。这次我们读的这三篇资料，让我思考最深的是《魏文王问扁鹊》和《我国古代前馈控制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启示》这两篇文章。在事故发生后我们会去追究事故负责人的责任，我们会去奖励那些在事故处理过程中表现优异的人。这些是相对简单的，这样的机制也让很多人为了即得利益而不对社会发展，人类发展负责。在《魏文王问扁鹊》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讲扁鹊理解成在事故发生后处理过程中表现优异的人，他得到的奖励是声名远播。而他的大哥可以理解为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而不断努力的人，在他的周围不会发生事故。可他得到的奖励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功绩，他甚至在乡里都没有名声。我们不能否认扁鹊的功绩，但是病没有发生和发生了又治好了两种结果我们会更偏向于病没有发生过。在《我国古代前馈控制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启示》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前馈控制虽能防患于未然，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你事先防备的事件并不一定实际上会发生，或者说即便会发生，概率也是比较低的。这样就带来一个前馈控制的投入成本值不值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方面，前馈控制的前期投入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这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事情，一样的投入，一种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成果是不确定的，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前者。在我看来，前馈控制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实施，在我们抉择的过程中，我们要为我们的社会，我们周围的人负责。这就需要人们的思想境界，奉献精神高到一定的程度，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社会文化建设，奖励体质等等多个方面多做努力，才难改变这个现状。从宏观来讲还是社会文化的问题，社会的文化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思维，而目前我国的社会文化建设我认为很差。综上所述，我认为虽然事故推动了中国救捞力量的发展，但是事故也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必然。比如，在建国初期，我们想发展救助力量来避免海难的发生是不可能的，那时的国家百废待兴，是不会分出社会资源在海难保障上的。而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是有能力做一些经济发展之外的事情的，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和变革使前馈控制在我们的管理机制中得到更多的应用。而这些事情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