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文革”的结束，人们(rénmen)把这个历史的新阶段称为“新时期”，文学也沿用了这个社会政治层面的概念。人们(rénmen)习惯上把1976年10月以后的文学，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80年、1985年和1989年。一般又以1989年为界，把新时期文学分为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一）政治和文艺的拨乱反正1.序幕(xùmù)：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声讨，对光明和理性的呼唤，对周总理的歌颂和怀念。四五诗歌运动宣告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末日的到来，也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3、文艺界拨乱反正和艺术自由的提倡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批《纪要》，清流毒，平冤案。1977年至1979年，集中(jízhōng)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观念；文艺组织恢复工作。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一批被打倒的作家“归来”，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和自由。1979年1月，陈恭敏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79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和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明确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作为新时期文艺的基本方向和政策，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使文艺从政治的附庸地位解脱(jiětuō)出来，完成了新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转折。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二）文艺论争思想的解放必然伴随着思想的斗争。文艺界出现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的同时，又充满着矛盾、磨擦的过程。（1）1978年关于“伤痕文学”之争“伤痕文学”发端于1977年11月《人民文学》所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1978年8月上海《文汇报》所发表的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争论的焦点是：那些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为作家们所讳莫如深的社会“阴暗面”，能不能用文艺来反映、来揭露、来鞭挞？如何看待“文革”？文艺可不可以反映十年动乱刻在人们心灵(xīnlíng)上的“伤痕”，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写悲剧等。卢新华反对者：这类作品对社会阴暗面“暴露”太多，对人民的“伤痕”展示得太深，“情调低沉，看了之后感到压抑”，“影响四个现代化”等等，并咒骂说这是转弯抹角地攻击“文革”，是给社会主义(shèhuìzhǔyì)“抹黑”，叫嚷要“取缔”等等。支持者：十年动乱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主义(shèhuìzhǔyì)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四人帮”祸国殃民，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外伤”，也留下了严重的“内伤”，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文艺作品，应当真实地加以反映，所谓“伤痕文学”实际上就是“写实文学”。“伤痕文学”使文学从欺骗与谎言中重新回到了真实的领域，使新时期文学的全局骤然生动起来，活跃起来，带给人们思想上的解放感和艺术上的新鲜感。并且大多数写伤痕的作品带给人的并不单是悲恸和消沉，而是呐喊，是勇敢的抗争，引导人们以向前看的态度对待(duìdài)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旧帐”，给人以鼓舞的力量。（2）1979年关于“向前看文学”之争1979年4月起，《南方日报》《广州日报》连续发表了黄安思的六篇文章，对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大泼冷水。代表性的文章是《向前看啊，文艺》，他在此文中认为，“诉说个人家散人亡，悲欢离合，以及爱情周折的，则难免使人伤悲”，这与“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是很不协调的。因此，他认为，应当“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tíchàng)向前看的文艺。”把文艺机械地划分为“向前”与“向后”的文艺观是“题材决定论”在新形势下的顽固表现。（3）1979年关于“歌德”与“缺德”之争1979年6月，《河北文学(wénxué)》杂志发表了《“歌德”与“缺德”》一文。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文学(wénxué)界的注意，产生了一场更具规模和激烈程度的论争。焦点一是如何评价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形势。焦点二是如何认识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如何理解文艺为“四化”服务的问题。这场争论的结论是，“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决不是过了头，只是刚刚开头。”（4）1980年关于“社会效果”之争这场论争集中反映在对几部有争议的作品的评价上。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中篇小说《调动(diàodòng)》和《飞天》等，其中三个剧本和中篇小说《调动(diàodòng)》引起的争论尤为激烈。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1981年。最后，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