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经济观历史演变张闻天的资本主义经济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运用对立统一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方法，在长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等进行分析和总结后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想。张闻天资本主义经济观既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更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正确与否，是其政策正确与否的“晴雨表”。对张闻天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历史演变脉络进行系统考察和科学评价，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为中国社特色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的现实意义。一、张闻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认识“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在新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派别几乎都崇尚和标榜“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和改良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其影响，张闻天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１９１９年８月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一切”［１］２３。这种观点虽然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落后和反动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也具有革命和进步的另一面，只是简单地把马克思社会主义中“推翻资本家”的观点当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全部。可以说，这是张闻天对资本主义整体认识的萌芽。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党纲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２］５，到“六大”依然认为“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厉害的坏处，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伟大的好处”［３］３４３。中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认识必然影响到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必然导致党在革命政策和策略方面忽视中间阶级的结果。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闻天在此阶段也没有摆脱全党对资本主义经济过左认识的影响。这一时期，张闻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否定。１９２２年１月他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越是发达，中国纷乱越是会延长期间。”［４］３３这说明张闻天没有认识到造成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极端落后，也正因为其落后才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二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要靠社会主义革命。张闻天在《赔款与战债》中指出，“把资本制度推倒”才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根本［４］８７。由此可以看出，张闻天只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方面，却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理性特点。这既反映出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接受和认同，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认识的局限性。这也说明在当时中国国情条件下，张闻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无论在逻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还是在理论的深刻性和可行性方面，都处在感性阶段，还没有达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要求。二、张闻天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形成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错误认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错误认识和处理，“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５］３２。这是全党在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错误认识基础上对中国资产阶级所做的判断，直接造成党在实践中失去与中国资产阶级中间派集聚政治资源的机会。二是对制订苏区建设和发展政策的错误指导。王明在１９３１年初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等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和政策建议［６］１３９，给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在苏区严酷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张闻天开始对“左”倾教条主义危害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并逐步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形成了为土地革命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观。１９３１年张闻天在同中国托派进行论战时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政治的与经济的借款以及军事失败后的赔款，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它们的势力范围，使各地的地主军阀，以至资本家，变成了它们手中的工具”，得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结论［４］１７８。此时张闻天虽然没能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界限，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观点，但他已经认识到是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同当时中央“左”倾领导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随着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经济封锁和张闻天对苏区经济建设实际认识的加深，张闻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看法。１９３３年４月，张闻天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中批评了“把资本吃完了再说”［４］３４１的“左”倾政策。随后张闻天又在《论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