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比兴》之兴义探析一、刘勰创作《比兴》篇的动机刘勰的《文心雕龙》诞生在齐朝，齐朝时的文学，讲辞藻，讲事类，讲对偶，讲声病……可以说是最重形式却又最不自然的时代。正是因为不满于当时的创作与批评，为了矫正时代文风的弊病，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作论和批评观。《比兴》属于刘勰的创作论篇，但它又与其他的创作论的篇目如《文法》、《修辞》等有所不同，《比兴》既是研究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又旨在恢复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1．重视“比兴”手法、恢复诗文的创作传统――以自然、抒情为宗旨刘勰在《比兴》篇中说道：“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这说的是秦汉以后的众多诗文创作者们经常用“比”的创作手法而忽视了“兴”的传统……其作品价值便远不及周人之作。其中，这周人之作，在刘勰看来是他所能推崇的优秀文学创作的典范，其最高形式的创作即《诗经》与先秦散文。《诗经》与先秦散文是在我国文字发生之后，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正推动了我国原始文字从记事、祭神的叙事之风向抒情、说理的创作风格的转换。《诗经》中大部分诗歌用那一唱三叹反复吟咏的方式和委婉深长的情致韵味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文学正宗地位及其以抒情为主的创作传统。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辟出专章来探究“比兴”正是为了矫正他的时代里非自然、非抒情的创作弊病，用重新重视“比兴”的方法来提倡创作抒情写实的文学。2．对诗歌传统创作手法“赋比兴”的重新认识在《诗经》的时代，“赋”、“比”、“兴”是作为诗歌的创作手法提出的，意义不一且用法不同。“赋”比较单纯清楚，而“比”与“兴”的理解自诞生之日起便分歧众多，难有定论。刘勰在《比兴》篇中试图从不同角度界定二者之义，时而“比”、“兴”分论，时而合二为一。仔细探究不难发现，他既肯定了二者的各有所指，又注意到二者意义的混淆并试图给出最难界定的“兴”义的概念。我们从探究中会发现他不同与以往的具有后世指导意义的崭新的“比兴”观念。3．“赋比兴”既是创作手法也是阅读原则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公认的文学评论著作，其中的思想既指导作者的文学创作也引导读者的文学阅读。《比兴》篇虽被界定为刘勰的创作论篇，但把文学创作扩展到文本的阅读与再创作阶段，刘勰在其中提出的创作观依然能运用到文学阅读中来，优秀的作家善于运用赋比兴的手法进行文学创作，进而指导我们进行更能深入作品灵魂的阅读与再创作。二、《比兴》篇中关于兴的解说赋比兴之说提出后，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之“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郑玄之“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概言之，汉代经学家们给比兴冠以了美刺之意，把文学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政治、教化、讽喻联系起来，不免囿于封建礼教的禁锢。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对“赋比兴”的论述在继承了郑众的思想下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突破。刘勰在《比兴》篇中略去赋而专论比兴，不仅由于他在《文心雕龙》中《诠赋》篇结合辞赋的创作对赋已经有所论述，也在于他对赋这种表现手法的界定，他说：“风通而赋同”，也就是风雅颂相通，这中间，赋是作为诗歌的一般表现手法在运用的，它的特征和使用方法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惟独比和兴的问题，牵涉到使用的方法和各自包蕴的内涵及不同的文学功能，需要从不同角度逐一分析。1．“兴”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表现手法――“兴”之独特为“兴”刘勰在《比兴》篇中多次分论“比”和“兴”，重点在于揭示二者不一样的特征与使用方法，是试图给出二者概念当中的内涵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些分论的文字中发现刘勰所说的第一层面的“兴”义。《比兴》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兴’则环譬以记讽”，“‘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这些对“兴”的论述脱离了“比”的影响，从概念、内容、方法、特点等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诗人的感情，偶然触物而发，这便是兴。刘勰首先以“附理”与“起情”来区别比兴，言简意赅。第一，“兴”者，起也。它是诗人情感的最先触发，所以在未有诗意象之先。比者，附也，必定先有了意象，再拿别的事物来附?他。这在创作程序上有先后之不同。如《关雎》一诗，是诗人先有感于雎鸠之和鸣，因而起了求淑女以配君子的意象，这便是兴。第二，“兴”以起情，比以附理。这情理的不同，更是比兴的最大区别。李仲蒙说：“索物以话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因为比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