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始年不久前，由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曾发表云南省会泽第一中学陈晓微老师的文章《商鞅变法到底是哪一年？》，该文认为人教社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所写的商鞅变法始年（即公元前356年）是错误的。（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O年第6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一）一般中国通史和关于先秦、战国史的专著，都把商鞅变法分为两次过程来写。商鞅第二次变法是在公元前350年，各书都是一致的，好像很少有争议。但关于第一次变法的时间，亦即商鞅变法的始年，史学界长期以来即存有争议，其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公元前359年，即秦孝公三年；另一种认为是公元前356年，即秦孝公六年。笔者已经退休，信息闭塞，有些书籍不易查到。现仅就在图书馆和个人藏书中所见到的若干种，举例如下。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70年代出版）没有确定商鞅变法的起始年代。将商鞅变法的始年定在公元前359年的史著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70年代末再版）；魏宏运主编的《中国通史简明教程》（90年代初出版）；安作璋的《中国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80年代出版）；邱树森的《新编中国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90年代出版）。将商鞅变法的始年定在公元前356年的史著则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该书属“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在其第四册第四章商鞅篇中有言：“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朱绍侯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出版）；彭邦炯编写的《战国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杨宽的《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黄中业的《战国变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另外还有两本年表类书籍也赞成商鞅变法始于公元前356年，一本是冯君实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张习孔、田珏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此外，有的通史、断代史著作则将两个年代同时列出来，例如，詹子庆、田泽滨主编的中学教师培训教材《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和詹子庆等主编的大学教育丛书《先秦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均将商鞅变法的始年写成“公元前359年或说前356年”。从上述所引16种通史、专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史学界对于商鞅变法的始年一直有不同意见。这在学术界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我们也只能将学术界较为通行、更接近科学的说法写进教材。（二）现行人教版高初中历史教科书中，为什么使用公元前356年作为商鞅变法的始年呢？这是以确切的史料记载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据的。先看史料记载。关于商鞅变法的史料，主要依据是《史记》和《战国策》，还有一本《商君书》。《史记》有两处集中谈到商鞅变法。一为卷五《秦本纪》；“（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家，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司马迁在这里对商鞅变法经过的描述很明显为概述，造成后来史学家的诸多误会。但太史公在这一段简叙中却有明确交待，这便是告诉人们若要知商鞅变法详情，请见《史记》这本书中的《商君列传》。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变法经过的来龙去脉则说得相当明确和富有条理：“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于是引没了变法前一场改革与保守势力的大辩论。最后秦孝公拍了板：“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太史公这里是十分明确标明是在商鞅被拜为左庶长以后，才有以商鞅为名义的“卒定变法之令”的大权的。作为“商鞅变法”，很明显是从他被秦孝公拜为左庶长开始的。在此以前，秦国虽已有作为序幕的一些改革举措，但那是秦孝公主持的，可称之为秦孝公变法的内容。我同意黄中业先生在《战国变法运动》一书中的“秦孝公、商鞅变法”的标题，而且同意他在书中如下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说法：“《垦草令》是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商鞅来秦不久所公布的第一道法令。此时，商鞅的身份还是‘客卿’。而秦孝公、商鞅在秦国全面实行变法，则是在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时开始的”。⑴就是说，在商鞅未当政前的秦国变法不应当归在商鞅名下，而应当属于“秦孝公变法”的内容。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史料，还有一些见于《战国策》。书中卷三《秦一》有一段是专门记载商鞅变法的。文字不长，谨录如下：“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意寡思，特以强服之耳”。还有一段：“孝公行之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