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赏析倾城之恋》二十实际中国文坛寂寞萧条，只出一位这样遗世独立的女子：“张瑛，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1930年改名张爱玲，1943年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三年后离婚，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离港赴美，1956年8月在美国与剧作家赖雅结婚，1967年赖雅去世，1973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小说《海上花列传》，，1955年5月逝于洛杉矶公寓，享年74岁。”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张爱玲以这种诗意的浪漫主义方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而那欲哭无泪、悲凉凄怆的身世之感前世今生和后来者已无人可以切身体悟了。“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冷傲的控诉唯属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张爱玲是不幸的。胡兰成给了她爱情，赖雅给了她婚姻，最终爱情背叛，婚姻被带进了坟墓。张爱玲将自我人生的凄惨爱情移植给她笔下的都市男女，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中尽是一幕幕爱情的悲剧。《倾城之恋》似乎是个例外，“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白流苏，一个离了婚死了丈夫风韵犹存的遗老千金，一个风流倜傥视女人为脚下泥的海归阔少，一场战战兢兢费尽心机苦心经营的恋爱，最终一切都被战争的流弹炸断了故事的尾巴，香港的沦陷成全了他们——“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在张爱玲的眼中，这绝非安徒生童话里所讲的“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哪怕已经千疮百孔的安宁。“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一座繁华都市的陷落只为成全一段若隐若现的爱情，这爱情负载了太多的人道主义灾难，更可悲的是，张爱玲从这不能承受其重的爱情中看到的是一种不确定，而非永恒。“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爱情里的诺言像谎言一样可怕，张爱玲是深受其害的。对于胡兰成，她曾经得到千万人之中遇见唯一的人的欢悦，她曾经得到千万年之中守住恋爱一刻的永恒，但欢悦无永恒，永恒无欢悦。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哪怕是虚浮的完美结合她亦要毫不留情地揭开爱情虚伪的面纱，以苍凉犀利的笔锋划破谎言的喉管。白流苏的故事也许刚刚开始，“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时代的变迁，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为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写作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身心的压迫和精神的禁锢依然潜伏；另一方面，现代文明的进程推动了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和女权运动的兴盛，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女性社会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张爱玲性格的双重性。她不惜一切代价极力摆脱世俗的束缚争取女性尊严和自由人格，却又不得不在男权至上的威逼中承认现实直面女性悲剧式的人生处境。在17岁的豆蔻年华里，她曾义愤填膺地痛诉：“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突然结婚。”但在她的小说中，女性无论老、少、美、丑、贫、富，都是情欲和物欲的奴隶，逃不过苍凉的命运。最终张爱玲在抗争与妥协的矛盾中煎熬，成就了她悲壮独特的艺术风格。白流苏是张爱玲性格冲突的统一体，是女性主义矛盾斗争的载体。“一个女人在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面对家族的唾弃而生发如此的感慨，反映了女性将个人尊严和命运转折寄予男性的无奈的命运选择——女性只有作为男性的附庸才能体现其价值存在。与张爱玲同时代亦声名鹊噪的女作家苏青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篡改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戏讽之中容藏无尽的凄凉与悲哀。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折射了人性的残酷，是对男尊女卑社会现实的嘲讽和控诉，。在一场类似战争的恋爱中，白流苏最终胜利了，张爱玲却以冷酷的笔锋扼杀了胜利的喜悦——“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对她也不过如此。”范柳原在婚姻前退缩，在对平淡的恐惧中打颤，将白流苏的悲剧命运从家族的背弃中拯救出来又轻易抛入了婚姻爱情的黑暗中。“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给旁的女人听。”一纸婚书仅仅是作为他的妻子的身份的象征，是依附价值的外在证据，幸与不幸、爱与不爱已经无关紧要了，白流苏的悲剧命运一直在延续。女性在悲剧中煎熬，女性主义将在煎熬中挣扎反抗。白流苏作为女性主义的化身亦是有灵魂、有思想的，她在精神上寻求一种独立和解脱。非露骨的表情示爱，非妓女式的投怀送抱，张爱玲塑造的白流苏有着贵族的气质和淑女的风范——冰清玉洁，谨慎敏感。她虽为得范柳原的爱而煞费苦心，却在僵持等待中做着无声的反抗，追求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希冀“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白流苏寄托了张爱玲美好的人生愿望，。是女性主义的一种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