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初探辩诉交易，又称答辩交易、辩护协商、辩护谈判等，其基本含义为“理性的诉讼当事人即控辩双方给予较大的诉讼风险以及昂贵的诉讼成本，发现进行交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从而达成一致，选择退出诉讼，打断诉讼进程并获得相应收益的‘辩诉和解’”，本文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对辩诉交易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其产生和运作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辩诉交易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问题提出些许粗浅看法。一、辩诉交易的历史与现状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辩诉交易制度最发达，司法实践中运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词，辩诉谈判至少在1804年就在美国存在了。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虽然在美国的某些州遭到限制甚至禁止，但从总体上看，辩诉交易一直以一种半公开的、官方既不赞成也不禁止的非正式形式在各州的司法实践中被运用，成为“美国刑事司法的惯例”。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确立了辩诉交易中被追诉者的认罪必须是“自愿的、知晓的和理解的等基本法律规则。此后，联邦法院于1974年修定的《联邦刑事程序规则》第4章第11条中对举行辩诉交易的时间、被告方答辩的内容、控方许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项、接受答辩的程序以及法庭对答辩准确性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详尽的规定。从此，辩诉交易作为美国刑事司法中最具特色的诉讼制度，几乎成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以至于美国司法界认为，如果没有辩诉交易，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就会崩溃。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西方主要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经济的繁荣1带来了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进程，也同时带来了犯罪率的飙升以及犯罪的科技化、集团化和暴力化。为了应对犯罪率居高不下给本国司法体系带来的沉重压力，各国开始了司法改革，在本国诉讼制度中引进司法合意因素，以简化原有的诉讼程序，解决司法资源的紧张。美国的辩诉交易只是各国在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之一。“德国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协商性司法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得到了广泛的了解和承认。起初，协商性司法仅仅限定在一些轻微犯罪的解决，后来逐渐被用于一些严重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与美国的辩诉交易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协商可以在正式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包括侦查阶段、中间阶段、审判阶段甚至上诉阶段)进行;(2)法官可以积极地参与案件的协商，法官与辩护律师或者检察官可以单独进行协商，无需另一方参与;(3)协商的结果并不是达成一个协议，只是提出本方可以接受的结果，而一旦协议达成，法官往往适用对被告人有利的协商结果。协商性司法在德国的运用，缩短了案件审判的时间，使刑事审判呈现出控、辩、审三方协作的形式，作为辩护方的被告人和律师在这种形势找到了比以前更积极、主动和有效的参与方式，更重要的是，法官和检察官对自身定位的重新认识，“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国内工作不仅仅是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完整方案。”在与我国渊源颇深的俄罗斯，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辩诉交易”也被迎进了司法大门。2001年11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接受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制度，一改以往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确立了控审分离，法官居中，控辩平等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新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陪审团制度，基于陪审团制度给英美法国家带来的诉讼成本2高投入的负面影响，又规定了在被告人认罪情况下的速决程序和治安法官的和解程序。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尚待研究，但是由于从这种制度中推演出的“法律真实优于客观真实，实证主义原则优于公开性原则”的价值观念与新诉讼法的总体理念保持有机统一，该制度又在理论上对其他制度起到补充作用，使得这一程序被认为是“俄罗斯立法者对引进美国‘辩诉交易’并对其进行可行性的改造。”除以上介绍的三个国家外，英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在1982年，意大利在1988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了被告方认罪换取控诉方让步的案件解决方式。我国台湾地区2003年完成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也规定：“侦查中的案件，得由检察官与被告协商，并于双方合意后，再由检察官申请法官参与，若于法定期间内达成协议，法官应即为协商判决，被告一审言词终结或建议判决处刑前认罪者，法官原则上得依当事人或辩护人申请进行量刑协商。”二、辩诉交易的机理分析1、制度辩诉交易的制度分析要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说起。所谓当事人主义，是指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一种与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相对的诉讼模式。它坚持严格的“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结构，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辩论推动并且主导着整个案件庭审过程的展开和走向，法官只起到维持法庭秩序的作用，“当司法战场上尘埃落定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