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财经大学学士学位论文陶渊明诗歌中的玄学思想一、魏晋玄学(一)关于玄学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由此可见，玄学可以称之为是研究深玄问题的学说。玄学作为魏晋时期主要的哲学思想，它以《周易》、《老子》和《庄子》这三部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为经典，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否定了汉儒传统，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儒家教义束缚了人的自然欲求，应该反叛礼教，追求自我。这一时期文人的生活及文学创作不可避免的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二）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魏末西晋为清谈前期，承袭了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进行反复的辩论，可以概括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前期主要的仍是政治态度的不同，即对儒家名教不同态度的辩论。正始时期的玄学家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发展的无名；竹林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标榜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的政权同流合污；元康时期的玄学代表人物有郭象；东晋时期为清谈后期，清谈已失去了政治作用，并与佛教结合，呈现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的许多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都是前人没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关于“自然”与“名教”关系的讨论。在玄学乃至先秦老庄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辩有着特定的涵义。自然是一个本体性范畴，意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一方面指天地万物的自然无为的本性，另一方面指人的纯真本性。名教则指用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所谓“仁义礼法”也。自先秦老庄所处的“礼崩乐坏”之世到汉末及其后分崩离析的社会状态，名教的政治功用受到极大的挑战，自然与名教的冲突一步步激化，魏晋学者进一步探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但汉魏不同于先秦，儒学作为流行百年的官学，它所推崇的名教也已深入人心，因此玄学不会如同老庄那样以自然贬斥名教，而是表现为对二者的调和。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名教出于自然。这一阶段是正始玄学时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何晏和王弼。正始玄学的基本哲学命题是“以无为本”。无为体而有为用，体用为一。无与有的体用关系就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因此，自然与名教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也就是说在玄学哲学与道德伦理两者关系上，王弼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因此他认为自然与名教是统一的，两者并不矛盾。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本体的表现，在人类社会，要按照这种本体的法则运行，实现无为而治。他认为尊卑各有定分，统治者只要设定好官职、名分，就可以长久地坐享其成了。在这里提倡名教的儒家与崇尚无为而治的道家，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表里。第二阶段：越名教而任自然。之一阶段是竹林玄学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针对司马氏集团用以篡权的名教工具，嵇康尖锐地指出司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本身就是束缚人性，违反自然。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不应为名教所拘，而求得精神上的自由。自然与名教由相互融合变成二者之间的对立。阮籍也反对虚伪的名教而崇尚自然，对司马氏的篡夺表现消极不合作。阮籍的鄙弃名教，也和嵇康一样，但他并不是主张真正废弃名教，他内心是要维护真正的名教。阮籍崇尚自然，却不愿完全放弃名教，说明他的名教与自然调和的折衷思想。第三阶段：名教即自然。这一阶段是元康玄学时期，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郭象。郭象“崇有”，提出“独化于玄冥”的观点，把万有规定为圆满自足的存在。“独化于玄冥”本质上是一个价值性命题，这是郭象称之为“无待”的主观性精神境界。郭象“独化于玄冥”的理论旨趣在于说明，人作为主体只有在无待境界中才能实现真正的逍遥。郭象认为自然是万事万象的本然本性，名教就是一切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现实社会中“君臣上下”的名份，本身就是天理自然，绝对合理的。既然是自然不过的事，只要人人安分守己，就复得其真性情了。郭象认为道家与儒家，自然与名教是可合二为一的，因此有“名教即自然”的结论。当前玄学史，提及东晋玄学，就离不开提及儒、道、释的合流。东晋王朝的离乱漂荡使人们空幻的厌世情绪倍增，现实苦难触发起无数士庶皈依宗教的热情。而此时佛学东渐，与玄学合流，僧人谈佛理亦多谈老庄，玄学名士既谈玄理也兼及佛理。因佛教这一新因素的介入，东晋玄虚谈风达至极盛，造成了玄学清谈“江左称盛”的局面，对于当时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既广且深。就诗歌领域而言，佛教的影响在东晋诗坛主潮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陶渊明的玄学其实比较靠近郭象的玄学。[1]郭象讲求真正的隐士，是要隐居在闹市的，要不离人间，而能做到心理上的超脱。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而顺有”，“终日挥形，而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