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可能目的思想境界周濂2000年第一、二期的《读书》连续发表了4篇关于哲学是什么的文章，这种突如其来的热闹场景让我们这些哲学生猝不及防之余不禁暗自窃喜：莫非哲学的春天来了？很可惜，脑子热过一阵之后，我就在王铭铭那篇名叫《选择一种“人的概念”》的文章中找到这么一段话，大意是，这一讨论并未引起公众的兴趣，反而应当说，这一闲聊中的争辩又一次让我们进入到令人觉得无聊的思考中。当然当然，王铭铭并非金口玉言，他的判断也不是“学术法院”当然，人文学科最忌讳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学术法院，无论官方抑或民间的终审判决，不过我还是惊怖于“无聊”两个字的触目惊心。仔细阅读《读书》上的文章，可以看出陈嘉映和赵汀阳是在努力建构一些东西，程炼与王铭铭则是扮演借题发挥敲敲边鼓的角色。所以本文打算直接找批发商供货，不准备以程和王的文本做分析（当然会在某些段落中引用他们的一二个观点）。我先从赵汀阳入手。读完赵汀阳的《解冻哲学》一文之后，随手又翻出他在1999年出版的《关于命运的知识》，我得承认，我的第一阅读反映居然是无话可说。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话毫无意义（无聊？），而恰恰是因为他把可说的话都说完了，剩下的不是说，而是做。很奇怪，不是吗？如果哲学思考的最后结果是让你一方面觉得没有留下什么可供思考的余地，另一方面又觉得根本没有触及生活问题，那么哲学究竟能把我们引向何处呢？当然，赵汀阳似乎不这么认为。赵汀阳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哲学必须关乎生活，无论是恢复先秦和希腊思想，还是重建综合文本，抑或强调哲学思想的实验性、前卫性，其根本的要旨或曰目的均在于重建思想和生活真实问题之间的直接关系。他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哲学是思想的艺术，“哲学所能做的只是改变问题而已，而改变问题等于改变生活。”（参见《读书》2000年第1期P100）注意这里的逻辑推断：改变问题等于改变生活！问题生活之间的逻辑必然关系在赵汀阳这里似乎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实情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搁一搁，先来看看赵汀阳和陈嘉映之间的争点究竟何在。哲学是什么如果把赵汀阳和陈嘉映放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或者后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下来看的话，稍不留神我们会误以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类人：比如都很关注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比如都厌恶学院派的僵硬作风，都心仪古希腊活泼泼的问题感，都强调技术性操作在哲学思考中的重要位置等等。但是现状是，两个人的分歧显而易见。于是我们就要问，分歧究竟出在哪里？从哲学史的渊薮来看，粗略地划分，我以为赵汀阳和陈嘉映的分歧依旧属于两大路线之争：即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这么划分当然相当粗略，而且我相信陈嘉映不一定会认同这顶帽子，但是就陈嘉映的哲学动机和旨归来看，说他有唯理论倾向并不为过，程炼有一段话分析地比较精辟：“讲道理，对每个参与讲道理者来说，预设了讲道理的能力的存在，对于参加者全体来说，预设了讲道理的共同规则（尽管这些规则不必是一成不变的），预设了讲道理所要求的最低智力标准，而总的来讲，预设普遍的人类理性的存在。”这段话已经相当之清晰，无庸我在这里赘言了，试比较一下康德的凡人皆有理性的理论预设，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陈嘉映身上的确存在唯理论倾向。而赵汀阳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知识论的不确定性（如他反复引用的苏格拉底关于无知的说法），则表明他是一个纯粹的经验论者。其实上述的分析方法并不招人喜欢，这种简单化的立场划分很容易混淆了一些更精微同时也更有价值的东西。我个人认为，赵汀阳和陈嘉映面对的问题其实一直是共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面对共同的时代。这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要想在逻辑上驳倒相对主义是相当容易的，因为相对主义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提法，它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但是问题的要害在于，相对主义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宣布它在逻辑上的死亡并不等于在现实中绞死了它。陈嘉映对于相对主义的忧虑由来已久，而所谓讲道理正是为了抵抗相对主义这种不讲道理的理论和生活态度。赵汀阳同样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我相信他也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关键之处在于他的提问方式不同，赵汀阳压根就不提相对主义这个概念，在这个问题上赵汀阳的立场要比陈嘉映弱太多，他似乎并不急于剿除相对主义，而毋宁认为多元化的理论态度和生活态度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状况。（多元化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颇值得探究的问题，在此略过不表）后现代主义或曰后哲学文化无论有多大的弊病，至少有一点它们是正确的，就是后现代主义主张的那种态度“问题比你想象的要复杂”！无疑，赵汀阳和陈嘉映都是认同这种问题的复杂性的，看看陈嘉映关于事实概念的分析和他一贯的论文风格，就能深切体会陈嘉映对问题复杂性的体认有多深，所以说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二人都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不过区别在于，陈嘉映的工作是在传统之内颠覆，赵汀阳是在传统之外颠覆，前者执守传统思想的力度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