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汉语注音方案在语文辞书编纂中的探索与实践作者：王梓赫刘善涛来源：《辞书研究》2022年第05期摘要晚清民国时期是我国汉语拼音化探索与实践的关键时期，在中外进步学人的参与下连续兴起了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民国时期的汉语注音方案与现代文化出版互相促进，处于新旧转型期的现代汉语辞书编纂在实践、推广新注音方案，促进字词读音规范化和辞书编排体例的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拼音方案和辞书编纂产生了积极影响。关键词民国时期注音方案汉语拼音化辞书编纂甲午战争后，中国进步之士开始从制度和文化上救亡图存。在欧美和日本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语文改良运动由此展开，在晚清民国时期先后掀起了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推动了汉语拼音化进程。总体来看，受社会环境和主导者身份的限制，早期探索阶段的晚清切音字运动影响不大，研究方案虽然种类多样，但也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统一和国家对国语建设的重视，在行政力量和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下，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涌现出一批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的成果。辞书作为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的重要工具，系统体现了汉语字词的读音、意义和用法，在实践、推广新拼音方案，促进字词读音规范化和辞书编排体例的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见证并助推了汉语拼音化探索的艰辛历程。当前学界对民国时期汉语拼音化的相关研究，如：王理嘉（2002）论述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主要从语音角度对相关方案进行了对比;冯志伟（2004）对汉语拼音运动的历程进行了梳理，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6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同时对汉字拼音化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探讨;元未霞（2016）以民国时期的汉字注音政策为研究对象，对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语言政策的颁布原因、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语言政策的成功执行离不开国家政府的大力推动，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同时强调“民国时期的语言政策对当今汉语拼音方案的实施和推行提供了历史借鉴”。总体而言，学界对拼音化运动各阶段讨论并不平衡，研究中关于切音字运动的相关文章最多，且多就部分成果进行列举分析，对于民国时期的集中性研究偏少，对民国时期注音方案与辞书编纂实践的探讨不够充分。由此，本文在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论述注音字母（符号）方案、国语罗马字方案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与民国时期辞书编纂的互动关系，展现拼音化探索过程中的辞书编纂面貌。一、注音字母（注音符号）方案影响下的辞书编纂传统的汉字注音采用以单字注字音的直音法、读若法和以双字注字音的反切法，标准不一，难以推广。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了学习汉语编写了《西学奇迹》一书，第一次用拉丁字母标注汉字读音，开启了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汉字注音字母化的长期探索，代表有马礼逊拼音（1815）、萨默斯拼音（1863）等，以翟理斯所编《华英字典》（1892）中改进后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最具代表性。随后率先接触西方语言文化的进步国人在清末兴起了切音字运动，陆续发布了拉丁字母式、汉字笔画式、自创符号式和数码式等多种字母形式的切音字方案。方案种类虽然多样，然而多数切音方案没有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还有一小部分方案没有公开出版，但是每一位学者的关注与付出都推动了汉语拼音化进程，为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注音字母运动的开展和注音字母方案的发布奠定了基础。学界通常把注音字母方案放在国语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探讨其推行状况。于锦恩（2003）对注音字母的颁布过程进行了分析，强调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对政策颁布的影响;刘晓明、郭莹（2014）指出注音字母的成功推行主要来源于自身体系的科学与调整、符号的民族化形式和辅助汉字的学术定位;孙英芳（2014）探析了注音字母在山西的推行情况;杨伟东（2021）对注音字母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推行情况进行了分析;刘晓明、郑振峰（2021）探讨了注音字母运动对汉语语音研究和语法研究产生的影响。而关于注音字母方案与当时期辞书的互动关系研究甚少，我们通过对民国时期辞书进行整理分析，发现注音字母方案已经开始影响辞书编纂的注音方式和排序方式。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次年读音统一会召开，第一步就是审定国音，共审定了6500余字的国音，拟定了一套“记音字母”第二步;是根据《读音统一会章程》的有关内容，从征集和调查来的“西洋字母的、偏旁的、缩写的、图画”（黎锦熙1934）符号中采定字母。与会学者就注音字母的采用与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