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感动至今的照片—记文革中的周总理当老师布置这个论文题目时，我的脑海中毫不犹豫的闪现出这张照片。记得是在大一上学期期末考试临近之际，我正好读完《周恩来传》，对周总理有了更深的理解，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我的眼角不经意间流出了眼泪，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尽道不清的感觉。这张照片拍摄于文革时期。1973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外长时，随行的意大利摄影师拍摄了这张著名的照片，并举名“周恩来的沉思”。看着照片中总理凝重的脸，我们不禁在想总理在沉思什么。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夺取国家政权想方设法打倒一批批优秀的老革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祖国正处于危难的时刻。这张照片正是拍摄于这样的背景下，我想，总理更多的是在忧思，忧党，忧国，忧民。在这场中国的“浩劫”中，总理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像一颗参天大树，为老革命前辈遮风避雨，为中国胜利度过难关呕心沥血。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周恩来在与五部长开会见面时，部长们纷纷陈词说：现在的情况下，生产维持不住，生产跨了，还革什么命啊。在此之前，有人建议这样的会议少来参加﹙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说批判革命的话很危险﹚，就在这样情况下，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再一次落泪，我们应该庆幸，中国应该庆幸，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位总理，一心为国家，为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秉着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忍辱负重，力挽狂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文化大革命复杂的环境下，总理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甚至是一些违心的事，但深明大义的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正如他对那些老革命家说的那样：无论如何，要做到六个字—不倒，不走，不死。我想，病魔总是眷恋那些无私无畏的人。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患有膀胱癌，然而他拒绝立即接受手术，因为他知道有太多的事情在等着他，这个时候，他绝不能离开。然而，病魔终究侵蚀了他的身体，在接下来两年艰苦的工作和与病魔艰难的斗争后，他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离开了西花厅，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25年的地方，住进了305医院。但面对癌症恶化的威胁，工作依旧是他的核心，他把医院当作了办公室，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忙个不停。在这期间，周恩来苦苦维系着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还要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干扰作斗争，这对于一个已然70多岁的老人来说，身体和精神承受的负担是巨大的，为了劝说操劳过度的周恩来注意身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道：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这样才能适应你现在身体变化情况，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更久。然而，为了顾全国家命运大局，他管不了那么多，仍旧夜以继日地工作。到1975年9月，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但当我们打开他工作的安排日程表，在3月9月间的半年里，周恩来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这就是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的生活。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305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9月7日，周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在约定的时刻，周总理从里间的病房走到外面的会客厅，尽管只有短短的几步路，走的却非常艰难。看，他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撑在沙发边沿，左肘在沙发扶手上，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他的浓眉拧着，目光依然明亮。病魔侵蚀了这位东方美男子的儒雅阳刚的容貌，却没有改变他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然而，令我们遗憾的是，随着相机的“咔嚓”声，总理的外交生涯也随之永远结束了，我不禁想起总理一生杰出的外交生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再到尼克松访华……在每一个需要大智慧与大勇气的地方他为中国的前途不懈努力。一次又一次，他用他那文雅的举动，渊博的知识，谦和的态度，高尚的品德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外交的胜利，获得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不同党派、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的交口称赞。1976年1月7日晚上，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的意识突然清醒过来，对着守候在身边的吴大夫说：吴大夫，需要你的地方很多，我这没什么事，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依然是别人，是处在危难中的祖国，正如他的妻子邓颖超所说的那样：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腔的忧恨埋在心里，跟你走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1976年1月8日九点五十七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