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河南云台山家岩竹林,七位名士,谈玄论道,放歌长啸,肆意酣畅他们被后人称之为竹林七贤!1750年40岁的乾隆皇帝沿太行山西行途径河南修武县,当他得知这曾是竹林七贤当时聚会的地方,不禁大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七贤诗”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小阮不愧玉树曹阿戎清爽舞浊醪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过激由去朝背景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特点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聚会:《晋书•刘毅传》有句话：“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正始，是三国曹魏的一个年号，时在公元２４０—２４９年。正始十年，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也格外重要。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土特产”——名士文化——宣告成熟。在汉代史籍中尚不多见的“名士”一词，从此堂而皇之、络绎不绝地出文入史，几成泛滥成灾之势。与此同时，名士群体也开始闪亮登场，正式走上了历史和文化的前台。于是，在后人的记述中，赫然出现了“正始名士”这样的字眼。正始名士的核心人物有三个：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都是名门之后，贵胄之子，当朝显要。一句话，他们是在朝的名士，居于“庙堂之高”。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也在正始年间相遇，并结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交游圈子。他们的出身并不显贵，多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以隐居为乐事。一句话，他们是在野的名士，处于“江湖之远”。但是，后者的名声，很快就超过了前者。在后人的传播和想象之中，他们的形象日益高大，他们的故事分外迷人，他们的精神令人神往。渐渐地，他们被凝固成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称谓——竹林七贤。说起竹林七贤，当然我们都会联想到这么一幅画面：在青山秀水之间，茂林修竹之下，七位风采出众的隐士，或坐或卧，姿态各异，有的开怀畅饮，有的弹琴度曲，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挥麈谈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尽显名士的超然高蹈、潇洒风流。入室与出室政治人物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才情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玄学代表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结论虽然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史上政治极为不安定的时代，但许多思想文学的花朵在此时却是绽放最美丽的时候，传统的中国政治体系不仅在政治上面实施中央集权统治而且在思想方面也要统治，因此在一般所谓政治修明的时代也是人民的思想最受束缚的时候。在建安到晋初的几十年里，无数的战争及篡弑，人民的生活无可依靠，传统的思想－儒家名教思想－已经无法给人民任何慰藉，更可怕的是在位者更利用名教来杀害文人。而老庄的哲学主张和正合于人民厌倦战争的心理，于是乎老庄思想便开始兴盛起来。在名教儒家和老庄玄学的交流过程里，是从一开始的极度偏向自然而毁害名教到後来利用老庄玄学去调和名教。中国从春秋以後，儒家的思想深入民间，到了汉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变的不再单纯，政治家为了维持政治上的安定结合儒家思想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