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王士贞教授的口述校史学生记者邓雪珍章洁淳一、采访时间2011年5月26日。二、采访地点王士贞教授家中。三、人物简介王士贞，1945年2月出生，福建省厦门市人。中医耳鼻咽喉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耳鼻喉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顾问，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及“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耳鼻咽喉科学》主编以及首部研究生规划教材主编，国家级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指导老师，中医耳鼻咽喉科学术带头人，广州市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1969年7月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医疗系，并留校工作至2010年退休。1994～2001年担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室主任及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从事中医耳鼻咽喉科教学、医疗、科研工作40余年，先后参加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学》3～5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耳鼻咽喉口腔科学》、《中西医临床耳鼻咽喉科学》、《中医耳鼻咽喉口腔科学》以及中医五官专业系列教材—1—的编写工作，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学》、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及“十一五”规划研究生教材《中医耳鼻咽喉科临床研究》。四、采访记录记：我们了解到王教授您来自福建厦门市，那是一个公认的美丽且安静的城市，能谈谈为何当初您会选择到广州来求学吗？述：我的老家是在厦门，但是因为我从小就跟着父母一直都住在广州，所以小学是在广州上的。后来搬到海口，就在那里上了中学。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广州中医学院——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就又回到广州来了。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广州，不算是背井离乡。记：王教授您能否给我们谈谈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中医之路，而且最终选择了耳鼻喉科作为自己的专业，这当中影响您的因素是什么呢？述：当时也不懂得什么是中医的。家人也没有要求我选择什么类型的专业，都是自己做主的，而我当时就只是想读医。这里以前是中医学院，我是1963年考上的，那时学院的教学大楼已经建成了。毕业后选择了耳鼻喉科是服从当时学校的分配的。那时学校分配什么专业我们就很服从地去学这个专业，思想负担很少，想法也比较单纯，没有现在的学生的思想那么复杂。记：那当时您自己心里没有自己很喜爱的专业吗？或者说您喜爱的专业就是耳鼻喉科呢？—2—述：其实我们当时在学校学的前三年都是中医基础，对于专业划分我们并不了解。一些专业课，如耳鼻喉科学，都是在毕业后慢慢才深入去学的。我们只是跟着一些老教授努力地学，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最喜爱的专业。不过自从分配到耳鼻喉科，心里一直都想尽力地把它学好，做好工作，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体会和认识，时间久了，就对它很有感情了。记：教授您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有哪位老师给您的印象最深吗？此外，还有什么人给了您很大影响呢？述：有啊。那时刚分到耳鼻喉科什么都不懂，跟着老教授、科室老师学习，渐渐觉得很受益，比如王德鑑教授对我的影响就很大。学生时期给我们上课的都是老中医，老师们都很有学问，像邓铁涛老师、朱敬修老师、关济民老师、伍华生老师等。另外，当时刘汝琛先生是我们的校长，我们一进学校就有专业思想教育。他那时候教育我们：“学习中医就是要熟读、精思、勤练、博览。”这也算是我们当时的校训吧！这些思想教育对我们影响很大，使我们对中医的认识更深刻，学习更专注。我们的思想也单纯，越学就对中医越来越热爱。现在的学生似乎缺少这种坚定的信念，也有太多的想法，反而很难集中精力专心学好。记：文化大革命声势浩大，对当时的你们一定也有很大的影响吧？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述：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就已经学完了前三年的中医基础，就要去医院见习了，刚好碰上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3—就要下乡。下乡的时候要“三同”，又因为是医学生，我们偶尔会给群众看病，那时看病都是“一根针、一把草”的。1969年我们终于回校，毕业时已经是1970年了。那几年虽然停课了，也没有好好读书的氛围，但还是会看书，因为给农民们治病时要查很多书。不过下乡也有好的方面，就是得到不少的锻炼。跟农民一起“三同”，体验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很愉快。偶尔给群众看看小病，自己也有一些成就感。记：您毕业的时候学校已经成立有些年了，与建校那时肯定大不相同。您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学校的一些情况吗？比如说当时的学校环境。述：当时学校的地址也是在这里，我们来的时候，教学大楼已经建好了，学院的大楼一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不过图书馆对面的那栋大楼就已经拆了。当时学校的条件当然没有现在好，但相比起1956年建校初的时候，条件算是好多了，我自己觉得已经比较满意。那时候我们中医医疗系63级只有一百人，来学校的时候，也就没有现在那么多大楼。那时周围很多地方都是农田，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