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五四”前后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摘要:“五四”前后的三十年间(1899—1929)中国出现了两次外国文学经典输入的高峰。这两次输入中,从输入动机到输入内容和策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纵理论为研究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转型期,五四革命特定的政治形势为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的环境,更加凸显出外国文学经典输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干预和控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对输入动机、输入内容和策略的操控。关键词:意识形态;五四;外国文学经典输入回顾外国文学经典输入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两次输入的高潮。这两次高潮以五四运动为界,第一阶段(1899—1919)为萌芽期,第二个阶段(1919—1929)为发展期。在这两次高潮中,外国文学经典输入数量多,内容广,更重要的是,从输入动机、内容和策略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更替。以五四革命为界,经历了输入动机从迎合改良的需要到适应革命的需要,输入内容从以政治小说为主到社会生活小说的兴盛,输入策略从政治性改写到以直译为主的变迁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动态的更迭呢?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纵理论为研究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看来,外国文学经典输入是文学这个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具备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这双重操纵机制。外部机制在文学和外部环境之间保持联系,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内部机制在文学内部发生作用,主要受诗学和社会观念制约。①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内起作用。②换言之,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其代言人确立一系列的价值参数操纵文学经典输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转型期,五四革命特定的政治形势为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的环境,更加凸显出外国文学经典输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干预和控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经典输入动机、输入内容和策略的操控。一、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经典输入动机的操控本文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阶级社会里某一阶级或政党等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见解和流行的信念。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或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就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制约外国文学经典输入的重要因素,主流意识形态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影响社会个体,内化为输入者(主要指译者)的输入动机,从而控制外国文学经典输入中各方面的选择,使其符合自身的需要。“五四”前后中国意识形态的演变,可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99—1919)经历甲午战争的惨败,国力衰微,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救国必先强民,主流意识形态可以总结为“开民智和求变革”,而要教育群众,实行变革,必须寻找可用的工具。这就使得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功利色彩,输入者大多将其看做政治改良、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手段,其中以林纾的“救国保种”说、梁启超的“保国保种保教”说和“新民”说为代表。这些学说都体现了输入者向外国学习借鉴新思想以改良群治、救国新民的强烈动机。正是在这种强烈愿望推动下,周桂笙、林纾、曾朴、包天笑、伍光建等人开始大量翻译外国小说,迎来了外国文学经典输入的第一次高潮。第二个时期(1919—1929)是意识形态多元化时期。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中国革命进一步深入,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变化,个性解放、思想革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主流意识形态下面,又分化出易卜生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受此影响,国内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引进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五四”前宣教启蒙的引进态度变成了将外国文学全面引进以传播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现代观念以服务于中国革命,配合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引进态度。由此出现了以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为代表的一批外国文学输入者,他们抨击一切腐朽、落后的思想,为新文化催生助产,将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作为解放国民思想、进行新文化革命的重要手段。总的来说,“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经典输入者普遍认为,外国文学经典的输入应当服务于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具体的输入目的和动机,正是这种输入目的和动机决定了不同时期选材的更替和输入策略的变更,从而使外国经典能够迎合主流意识、社会伦理或迁就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接受视角等。二、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经典输入选材的操控就选材而言,在“五四”前后外国文学经典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