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的真相陶渊明归隐的真相2021-12-2610:00:01小编：admin陶渊明归隐的真相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但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为何陶公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原因吗?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这段序文意在表明：(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说“家叔以余贫苦”的“苦”是“告”的讹字，极有见地，这正是校勘学所谓“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诸侯”正是“告”的对象。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乱纪，但在六朝时代却是惯例。所以从表面看，陶公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说详下文)，我们不可遽下结论;(三)之所以请求作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寻阳比较近;(四)作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这是辞官的精神原因;(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这是辞官的客观原因;(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县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待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如果这不是陶渊明故意施放的刘玄德种圃灌园式的政治烟雾，那就意味着他是求田问舍的许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后他便离开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顷公田本来就不归他们夫妇所有!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关于魏晋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的记载：“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显而易见，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不过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这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因为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历数古代贤士的不遇，也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当时，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种选择;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团会被刘裕消灭，由此他仕于桓玄的经历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