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誓》：政治法律化的成功尝试喻中《泰誓》包括上、中、下三篇，是周武王在讨伐纣王的过程中，面向各方诸侯、将士发表的系列讲话。其时，周文王已经辞世，周武王成了革命的最高领袖，肩负着为革命寻找理据的政治责任。这三篇同题文章，就体现了周武王在这个方面的追求。从内容、风格、逻辑来看，三篇文章大同小异，其主要功能都在于指控纣王的犯罪事实，以证明伐纣的正当性。在此，我们以《泰誓》上篇为例，分析周武王的政治论证艺术，以此为基础，考察蕴藏于文章中的政治哲学与秩序观念。周武王的政治论证技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把政治问题进行法律化处理。武王伐纣，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但经过武王的转换与处理，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因而，武王对纣王的指控，就像一个检察官对刑事被告人的指控。那么，武王是如何履行一个检察官的角色的?不妨借用现代的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首先是犯罪的客观方面，这就是说，纣王到底做了哪些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按照武王的归纳，纣王涉嫌犯罪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不敬上天，祸害下民;沉溺酒色，行为暴虐;一人有罪，诛杀族人;选拔官员，只用父兄;大兴土木，侵害大家的利益;烧死忠臣，剖开孕妇的腹部。这些事实，可以作为纣王犯罪的客观方面。为了证明这些事实确实存在，周武王还当场举证——他找到的证人，就是在场听他讲话的各路诸侯。他说:“不久前，我姬发还跟大家一起，近距离观察过纣王的善恶，我们都发现他照样一意孤行，慢待上天，不敬宗庙;祭品被盗，亦不追究;还说自己获得了人民与天命的支持，朝臣为此也无可奈何。”这几句话有助于说明，纣王的犯罪事实，你们都亲眼见过，你们都是证人。其次是犯罪的客体，亦即侵犯了相关的法律规则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按照武王的叙述，纣王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包括多个方面。一是天地与民众的关系。天地生养万物，人又是万物之灵。纣王滥杀无辜之人，损害了天地与民众之间的生养关系，是对天人关系的一种侵害。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上天的安排，君主是人类中的聪明者，具有教化民众、治理民众的责任，但是，纣王完全放弃了这个责任，因而是对君民关系的一种损害。三是上天与君主的关系。上天把天下委托给君主，是要让君主履行相应的职责。但是，纣王的行为，完全辜负了上天的委托。这几个方面的事实表明，纣王的行为，伤害了当时的法律规则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当然，纣王时期的法律规则，不可能像现在的刑事法典那样严谨、体系化。但是，武王的指控表明，以上三个方面的关系，属于应当保护的社会关系。确认、保护、救济这些社会关系的不成文法，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强烈认同。因而，违反这些不成文法的行为，必须给予惩罚———这样的观念，正是当时的政治共同体已经形成的共识。否则，武王凭什么指控纣王呢?再次是犯罪的主观方面。就这个方面而言，纣王犯罪的主观心态，完全是故意的:明知剖开孕妇的肚腹会导致妇女的死亡，仍然要实施这样的损害行为;即使在忠臣的反复劝谏之下，依然不思悔改，甚至还要杀害进谏的忠臣。这样的行为，按照现在的法律理论，几乎可以称为“惯犯”。正是因为这种持续性的故意犯罪，武王称之为“罪恶已满”。最后就犯罪的主体来看，纣王作为殷商王朝的君主，他的犯罪可以视为“职务犯罪”。在指控的过程中，武王严格控制了被告人的范围，他没有对殷商王朝的整个执政团队进行指控，仅仅把纣王这个独夫作为刑事被告人予以指控。通过这种“选择性指控”，有助于瓦解纣王集团，造成众叛亲离的场面。同时，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纣王与各路诸侯、百官众臣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血缘或故旧的关系，如果扩大打击面，很可能造成非常复杂、甚至是无法收拾的局面。因此，武王比较恰当地把指控的对象，严格限制在纣王一个人身上。通过以上几个方面，武王作为“公诉人”，已经对纣王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有效的指控。在场的听众，就相当于一个庞大的陪审团。他们的默认，就相当于陪审团对纣王作出了有罪判决，这正是武王所需要的结果。于是，武王摇身一变，从公诉人变成了惩罚犯罪的执行人。他要求各路诸侯跟随他一起，去执行对于纣王的惩罚——这既是《泰誓》上篇的基本逻辑，也是《泰誓》中篇与下篇的基本逻辑。通过研读这三篇文章，可以发现，武王的基本角色是控诉人，同时还兼任执行者。武王有意与审判者的立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告诉听众，上天因为纣王的行为而震怒，因而命令我的父亲文王行使天罚之权。这就是说，对于纣王的惩罚，并不是武王自己作出的决定，而是上天作出的决定。这就为判决本身赋予了更高的效力，因而，执行这样的判决就有了足够的正当性依据。试想，如果没有上天作出的惩罚决定作为依据，武王伐纣的行为就可能涉嫌犯上作乱或大逆不道;即使后退一步，不如此上纲上线，武王的讨伐所引起的，也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两人之外的其他政治力量是否介入，如何介入，都处于未定状态。但是，如果把伐纣解释